悬在中共“十八大”上空的问号

  【 民主中国 】  作者: 牟传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还能挺多久的命题？已经成为了悬在中共“十八大”上空的政治问号。中共“十八大”届时，所有中共党员代表，都不应浪费自然力量赋予的反思大脑和全体纳税人分担的会务开资，而应用分析与批判的理性表达，取代盲从与迷信的歌功颂德。
     
    今年9月14日，温家宝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直言不讳地回应民间诉求，要与人民“互动”，重新吹响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党政分开”号角，高调发布了包括“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的政改宣言，导致中外媒体的不少猜测。
    
    眼下，中共“十八大”高端权力大洗牌在即，国内"社保派"（保守传统社会主义）、 "社改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和"宪政派"（倡导全方位的宪政化改革）三者，将围绕中共十八大后人事布局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问题争论迭起。中国社会又处在一个类似满清末起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革命的历史叉路口上而牵动人心。2011年11月29日，凤凰网等网站争相转载《浙江在线》体制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猛文：《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亮相》。该文敦促储君习近平必须大刀阔斧地启动政治改革，再次一石激起千层浪。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国家政治命运由谁主导？ 
    
    当下，有关涉及全体国人政治命运的“改革趋势的论争”，主要就是围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行得通进行的。这种关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激烈交锋，一直都在中国意识形态中暗流涌动，此起彼伏。然而，这一涉及中华民族全体国人政治命运的表达权，却一向都由中南海高端的极少数人所垄断。 
    
    记得中共建制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就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所谓的“主义”，当然就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当权后，给毛的“社会主义”强加了“特色”的定语。他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以后，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至今，一直都在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1997年9月12日，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政治报告，该报告称：“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 
    
    胡锦涛接掌中共权柄后，便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前，特别发表了“6.25”党校讲话。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他声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由此可见，胡锦涛的 6.25党校讲话，更加明确地限定了中共“十七大”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主题。为此中共“十七大”新闻发言人李东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党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是对党内外、国内外关于我们党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集中而鲜明的回答。”然而，当今自我声称已接纳了8000万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否集体聚会全面、深刻、公开反思过，其历届党魁的这种不允许怀疑、不允许分析、不允许批判，一直被视之为必须坚守的“信仰”究竟正确在哪里？难道涉及中华民族全体国人的政治命运就只能由中南海的几个“常委”来决定？ 
    
    列宁塑像为什么倒地——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不可逆转 
     
    当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化圆工具革命，推动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并向世界扩张时，资本机制创造财富生产方式，本能地要求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国际化，更有效率的进行世界性的资源配置。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也导致了“等价交换”的市场观念也具有了世界性。因此，资本的自然力量，又本能地会创造出一种能够适应和保障其自由发展的开放国际机制与国内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资产所有者们作为资本自由扩张时代变革的主体承载者与代表，必然要借助于经济优势与“等价交换”的市场观念以及“天赋人权”的文化旗帜，来争取宪政意义上的公平与民主、一人一票的竞争与选举、国家权力的分治与制约以及新闻舆论的开放与自由，来登上政治舞台，使其具有“上帝死了”的现代执政合法性，并由此建设起一种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因而，伴随着资本世界性扩张同时，以民主、人权、法治为普世价值的观念便也自然而然地得以全球传播，从而大大推进了世界现代化进程。 
    
    然而，社会发展的辩证运动决定，当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的资本价值增殖方式，伴随着其原始贪婪性与残酷性向世界扩张的同时，作为资本创造财富方式的反题——反抗剥削的工人运动也就由此登上时代的舞台，成为社会谈判桌上的另一端，必然地发挥着遏制资本扩张的强势与贪婪，和调剂、制约与修正资本世界化发展的速度、节奏与方向。由此一种反资本自由扩张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工会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登上了世界舞台。这无可争议地表明了在整个资本主义化了的世界生态中，需要的正是独立工会与公民社会有效发展，来构成对资本与权力的贪婪的适度遏制与对治的社会条件，以保持资本扩张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在可容的社会冲突中得以正常、健康、有序地发展。 
    
    马克思正是迎合了这种时代发展的需要，以犹太人特有的激愤，在批判、揭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罪恶”的基础上，开始以救世主的心态，设计利用“工人运动”来改变资本运动的主观性革命方案。如此革命的实质，就是将既合作又斗争的制约性劳资对立关系，转化成消灭资产者，否定私有制的颠覆性劳资对抗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就是要激化阶级斗争，踢翻劳资谈判桌，用暴力方法夺取政权，以求改变正处于发展、上升、不可逆转的资本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方式的世界性扩张趋势，而代之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有了“巴黎公社”，有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及随后的《华沙条约》。这种意在颠覆资本经济秩序与政治制度，凭主观设计方案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也霉变出了落后国家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扩张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不受人们主观支配的客观过程。而“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恰恰正在于它试图凭借暴力来结束资本扩张的自然逻辑，用意志来设计经济运行轨道和政治游戏规则，在“共产”、“计划”等控制下，本能地走向的反自然、逆人性、扼杀竞争，否定自由，少数人固定化、强制性垄断权力的僵化官僚体制与一党专政。这种体制与专政已经成为资本生产现代化所带来的民主现代化的桎梏。 
    
    至此，资本的现代价值增殖方式，以其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在与主观性计划经济较量的半个多世纪来，轻而易举地在东、西 方分界线上撞到了柏林墙，在苏联红场上推倒了列宁塑像，最终宣告了反资本世界扩张秩序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由此可见，工人运动作为资本世界扩张的反题，只有处于制衡资本贪婪的地位，争取成为谈判桌上上的另一端，才具有其政治与经济前途，而越出雷池一步，便走向了它的反面。资本的市场资源配置与价值增值全球化扩张趋势，只能由劳资合作与对治的社会管理方式得以贯彻，而不能借助劳方消灭资方来主导。谁抗拒这种资本全球化扩张趋势，谁就必然走向死亡。这就是今天全人类集体摒弃“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之所以然。 
    
    中国特色的“北京模式”——从一种错误走向另一种错误
    
    中国在如此落后的农业社会中，搞“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半个世纪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中，以“公有”的名义侵占一切私有财产，为消灭私有制和资本家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其精神依托据说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道路，并被武断为“中国人民的必选择”，竟然还破天荒地写进了宪法。结果这种道路被社会实践一再验证，不过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死后，面对资本扩张这种现代价值增殖创造财富方式的全球化不可逆转势头，该党也想起了要参与全球化淘金，于是便开一次党代会，用所谓邓小平的“猫论”，就可以再把资本家请回来，给“剥削者”戴红花，“社会主义救中国”变为“资本主义救中国”。从此，中国共产党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并被美誉成了“北京模式”。这个中国特色的所谓“北京模式”，其实就是继续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推行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公民社会对治；只接纳资本扩张全球化，不接纳普世价值全球化——走向了一条少数人集权控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畸形发展道路。 
    
    至此，中共执政者以暴力夺权，没收私产的方式完成了权贵加资本的身份转变，并借助于“改革开放”，在立场上也发生了一种历史性的演变，从消灭资产者，否定私有制的极端，转向了否定、压制一切工人运动的极端，甚至1982 年通过的新宪法，竟然明目张胆地取消了“罢工自由”。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竟然不允许任何独立工会的合法存在。曾有一位独居慧眼的英国记者在的《星期日电讯报》上挖掘了中共在外资企业中的态度称：“工会几乎被禁止开展活动，原因是害怕吓跑还在的资本家”。以至于这个国家的资本贪婪，失去必须与其相伴发展的独立工会与罢工运动的制衡力量。当今中共领袖集团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声称代表全体人民，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摆平社会公平。然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无法颠覆、普世公认的真理。由于权力自身就具有无限膨胀的贪婪性，因此不能指望权力那只垄断资源（既自行分配又优先选择）的手，会摆平社会公平；正如不要指望资本自身的贪婪性，会自发满足劳资双方的利益均沾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错就错在，只要资本扩张的发展，不要资本扩张的制衡；只给资本家戴花，不给独立工会挂牌；只要有限的市场经济，不要全面的民主政治。 
    
    中国跌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铁证如山地证明了由于拒绝资本扩张全球化时代的另一面——普世价值（人权、民主、独立工会加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有效对治，因而导致了政府严重扭曲市场，权贵与资本合谋掠夺的灾难后果。它们随着国企产权改革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在被扭曲的市场条件下，共同参与了社会利益的博弈，大大加快了鲸吞大众利益的进程，走向了一条权贵私有化道路。在这一进程中，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得以联手，通过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掠夺手段来实现私利和腐败，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特权专政”政治与“权贵资本”经济的混合怪胎。正是眼下这种不受任何监督、约束的资本加特权的双重贪婪，如脱缰野马，任意驰骋，已经全面渗透了国家机体的骨髓与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细胞。 
    
    这些年来，“北京模式”推行“带血GDP主义”，已经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国资流失、土地掠夺、工人失业、农民失地，贫富悬殊，官民对抗，腐败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两极分化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整个社会失去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恶性公共事件井喷爆发，“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花局面。这难道就是实践证明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吗？这就是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官方当权派“两个决不”“五个不搞”和“绝不易帜”的理由吗？ 
    
    社会变革，从不需要政治领袖“设计”“引航” 
    
    今天，北京当政者们由于其推行“带血JDP主义”而拒绝世界民主化潮流，正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危机冲击，其意识形态已经全面崩盘，政治正当性资源流失殆尽。正是在当今中国经济、政治畸形发展，统治集团日趋蜕变的现实之下，社会主义信仰在中国大地上土崩瓦解，共产主义“幽灵”，早已被3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僵死在历史的陈列馆了。 
    
    当此严峻现实下，官方及其御用文人们，在理论上早已江郎才尽，黔驴技穷，再也拿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来修复其丧失了的合法性，只能返身向左。2011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基固本，进一步坚定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南海这种再次强调“核心价值”的政治玄机，不过是为即将到来的中共“十八大”的“旗帜”交接提供“软实力”支撑。中南海的这种专横、武断的价值观盖帽，不仅是对全体民众涉及国家政治前途任何讨论的封口，更是预先屏蔽所有党员可能发生在代表大会上有关“旗帜”与“道路”问题的反思。 
    
    其实，中国特色“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根本对立就在于，普世价值从不承认世界现代化进程，可以由主观性的舵手引航和领袖设计；而中国特色“核心价值”一直都在向人民灌输“革命导师”、“改革总设计”、“三个代表”的现代政治迷信。而今，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又提出所谓“改革顶层设计”的荒唐主张。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早就提出“再造政治”观点。他指出，必须告别一些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其实，当今中国的政治变革需要的不是中南海自我授权能够代表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而是社会各阶层，全体民众，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在各种利益关系中博弈、对治、平衡中的共同参与，需要包括每一位共产党人在内的“一人一票”的公民选择。其实，主观设计性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无可力挽地走向衰败的事实，已经无可置疑地验证了，受自然法则支配，反映人类智能水平的科技发展及其资本世界扩张生产方式的宪政变革，从不需要政治领袖的“设计”、“引航”。人类一旦拥有了先进的财富生产工具，就得按它的原理去应用、去管理、去创造，去形成适应它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客观规律与世界发展大势和资讯与技术的全球化，使得公众轻易便可以获得独立于党文化之外的智力支持下。正是在如此情势下，当今中国，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多个角度，多条阵线上，已经共同吹响了宪政大变革的时代集结号。当此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还能挺多久的命题？已经成为了悬在中共“十八大”上空的政治问号。中共“十八大”届时，所有中共党员代表，都不应浪费自然力量赋予的反思大脑和全体纳税人分担的会务开资，而应用分析与批判的理性表达，取代盲从与迷信的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