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斗争(2010年)

钱理群:回顾2010年

下篇：2010年中国上层斗争

终于要说到2010年的中国上层斗争。——尽管中国的上层，尤其是最高领导层，依然处于不透明状态，这是极权体制的最大特点；但2010年的某些迹象，却让世人对上层的矛盾与斗争有所窥见，可以说是“偶尔露峥嵘”吧。

首先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几次大谈“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发表《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演讲，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强调： “停滞和后退不仅会葬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作为了解并总揽全局的国家总理，提出这样的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最后“死路一条”的警告，是极有分量的，因此，此言一出，举国举世瞩目。以后，温家宝又在8月27日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人亡政息’”。温家宝还具体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腐败；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接着温家宝在接受CNN专访时又大谈“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 特征”，并表示：“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信念，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是可以想见的。民间的反应也极强烈，北京等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还召开座谈会，倡导全国范围内的“学习”。相反，官方控制的媒体则严加封锁。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讲话，新华社发通稿时，竟然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全部删去。2010年9月22日，温家宝在纽约和华文媒体及港澳媒体负责人座谈时，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与新华社通稿中再次将其过滤。有人因此提出质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而且很快就有了官方媒体的有组织的争锋相对的反击。其实这样的反击在批判所谓“普世价值派”时即已开始。8月16日新华社发表讯，公布了《求是》杂志的署 名文章《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宣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的成功”，用典型的“经济决定论”来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无须改革，而急需坚持。坚持什么呢？“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即要坚持一党专政，以达到统治的稳定：这样，党内的权贵集团就通过党的喉舌，将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

在温家宝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发表以后，《人民日报》从10月21日到11月2日连续发表五篇文章，署名“郑青原”，即“正本清源”的意思。这是文革御用文人惯用的手法，如张春桥控制的“上海写作小组”署名“罗思鼎”就是“螺丝钉”的意思。现在旧技重演，就很耐寻味。其中《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 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是公开和温家宝唱对台戏。文章首先强调：“围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这就根本 否认了温家宝发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整个改革有“停滞与后退”的危险的警告。其次，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三个“必须坚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其言外之意自然是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或有可能背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三，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 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这就简直矛盾直指温家宝了。 ——党的刊物和在任党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这样公开叫板，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

在此之前，10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题为《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文章，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主要是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看来似乎和温家宝的呼吁无关，但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维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也即坚持集权体制，也就实际上消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直到第二年 即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吴邦国才公开了他的一贯的政治主张：“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 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说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里，引人注目地和温家宝一样提出了“发展成果会失去”的危险，但他认为危险在于“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动摇”。那么，所要坚守的“国家根本制度”是什么呢？吴邦国也有明确的说明，这就是五个“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并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吴邦国的讲 话，看作是对其政治对手发出的警告，“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样的话，是十分严重的。这实际已经表明，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 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的态度，就格外引人注目。人们首先注意到，温家宝和吴邦国这样公开发表不同意见，都得到某种默认， 没有影响其领导地位，这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这固然表明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绝对权威的强人政治不复存在，这样的默认有其不得已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胡锦涛本人的态度的作用。在此之前，在党内民主派和毛派的激烈论争中，胡锦涛就已经采取了“不支持，不禁止，不宣传”的对策，这一次最高领导层的争论，看来似乎也是这个对策。有人因此认为这或许是党内民主的一个新的推进；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早了一点，还需作进一步的观察。

更重要的是，胡锦涛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回应。于是，就注意到2010年8月27日在和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会谈中，胡锦涛的一段讲话：“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不断保证和改善民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条基本经验”。——把“保证与改善民生”放在突出地位，这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我们在前文一再提到的张宏良在一篇文章里，将温家宝的主张和胡锦涛的主张作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解读与分析。他认为，“普世价值派”（他显然把温家宝视为其代表与总头目，但未点名）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其实质是要维护“富人和精英”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私有化改革的 既得利益；而“胡锦涛、习近平、薄熙来等党内领导人”则提出了“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政目标”，“保证与改善民生”即体现了这样的目标。——张宏良的分析或有一厢情愿之处，但他看出了胡锦涛和温家宝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对应之策的不同重点，还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来，这或许更是胡锦涛在寻找领导集团新的共识的一种努力。而且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他的努力似乎还是有效的。这就是酝酿很久，在2010年10月出台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草案。据说“‘十二五’改革，有‘三条主线’，即：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公共需求变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这里，温家宝认为不能再拖延的政治体制改革引人注目地又一次被搁置了。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被推到了前台，而这三大改革的 核心就是改善民生。最近高干子弟张木生在接受网易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说中央常委有一次关于如何应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讨论，“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说，改革可以缓一缓，要把解决和群众的矛盾问题，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据说吴邦国在两会上已经公开说了这样的话，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也几乎80%的重心都放在了民生问题上。

虽然这一消息还有待证实，但我以为还是有相当大的可信度的，最主要的是，它符合中国领导层的思维逻辑。对他们来说，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始终是第一位 的，在这一根本利益上，党内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温家宝与吴邦国之间，是没有分歧的。作为中国的统治者，“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古训，他们是懂得的，不会忘记。这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的经济问题。2009年官方就承认存在“通胀预期”，到2010年，就不断出现煤电油涨价，玉米、绿豆、大蒜，蔬菜、肉食品、奶制品涨价，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温家宝在年中就承认，中国“经济复苏曲折性超过预期”。

通胀危机直接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官与民，商与民的矛盾日趋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的纠结，如果不及时解决，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信任危机。到2011年两会，温家宝更公开承认：腐败与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可能导致政权和社会崩溃的两大致命因素。而后者又是更加具有迫切性的；作为国家总理，也更难卸 其责。我以为，正是这样的经济压力，迫使温家宝，以及许多高层领导最后同意将民生问题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将政治体制改革再度搁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依然是一种“救火”，事实上，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不从根本上以权利制约权力，触动“公权私有化”，切断背后的利益链条，民生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甚至会成为权势者在“改善民生”名义下对民众新一轮的掠夺。

这样，“改善民生”就终于成为党内，包括党的高层各种政治派别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而且现在看来，新的两手都要硬：一面改善民生，以缓和社会矛盾；一面极度强化思想、舆论和社会控制，以维持社会稳定，很可能成为胡锦涛最后两年统治的基本国策。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任命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标志着习近平成为下一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开始转向“习近平时代”。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 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 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 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

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高调拾起”的，还 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 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 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

——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 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 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 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 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

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 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 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 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 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 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 “反右运动”，聚而歼之。

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 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 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

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 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 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 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 引起警惕的。

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四）

终于可以谈到2010年的“我自己”了。

也还是在本文一开始就能谈到的那个座谈会上，在说了“外部的危机”以后，紧接着就讲到“内心的骚乱与危机”，说在2010年“产生了对‘面孔’的恐惧：有的原先的朋友，突然变得不认识了。在这大动荡的年代，观点的分歧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还有的朋友，就因为某个具体观点不同，而突然翻脸，变得那么凶恶，那么‘你死我活’。还从许多熟悉的朋友脸上，发现了让我无法理解的变形。或因背靠国家权势而趾高气昂，或以为‘真理在握，正义在身’而洋洋自得，等等等等。‘平常脸’、‘正常脸’越来越少见了，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的不正常，导致的人心的不正常，知识分子心态的不正常。我为此而感到恐惧。我越来越害怕出现在人群中。正是在这一年，我基本拒绝外出，也尽可能减少社会活动，关在家里，做自己的事。当然，我的本性决定了，我依然紧张地关注、思考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社会的，学术的，政治的一切，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但我确实越来越不合群了------”。

这里所说的和“原先的朋友”的分歧，以至有“变得不认识了”的感觉，其中就包括了摩罗与汪晖。他们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可以说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战友”。而现在摩罗从一个启蒙主义者变成国家主义者，并对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大加讨伐；汪晖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概括与总结，不仅不符合事实，而 且形成对当下中国体制问题的遮蔽，也表现出某种国家主义的倾向，这都让我吃惊，由此而真切地感觉到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大分化的严重性，而更加坚定了自己“既坚持启蒙主义，又质疑启蒙主义”的立场，而和当年的老朋友分道扬镳。但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因为推荐摩罗的书，并在所谓“汪晖抄袭门”的开始阶段为其辩护，而被许多人视为摩罗与汪晖的“同谋”，这样，就出现了我的实际立场与公众印象之间的巨大反差，这正是我深感痛苦的。

其实，我对于摩罗的书，只是推荐，并没有发表过任何称赞的言语，并且也当面向摩罗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摩罗也因为我没有出席书的新闻发布会，而当众宣布 我并不认同他的看法，我和摩罗都认为朋友间出现分歧是正常的。而我之所以又推荐他的书，除了确实有朋友之间的情感因素之外，主要是因为我认为他所提出与涉及的问题，如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民众与精英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五四”和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等，都是当下最重要的思 想、文化问题，我期待对摩罗书的争论，学理的而非情绪化的批判，引发深入的思考。至于我在第一时间为汪晖辩护，则是我从王彬彬的文章里，感到有一种根本否 定汪晖八十年代的鲁迅研究著作的倾向，而我认为汪著正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代表作。我从一开始，就表示汪晖并不是没有问题，只是对问题的性质，有不同于王彬彬的看法，而且表示我的看法也是可以讨论的。以后又揭示出汪晖的新问题，又有人公开辱骂我，我就再没有发言了。

仔细想想，我的这些态度，是有我自己更深层次的考虑的。主要有二。一是我充分认识到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出现各种分歧是正常的，是需要通过理性的讨论来相互辩驳和彼此沟通的。在这样的讨论里，任何一方都不能自认为真理在握，而对方只是谬误。当然，这并不是不问是非的相对主义和折中主义，每一方都必得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批驳对方，但也要善于从对方的思考中吸取可能的积极因素，在某些方面寻找共同点，或从对方的诘难中发现自己可能存在的片面性。就摩罗和汪晖的观点而言，就其总体，至少我认为是错误的，但并不等于他们所有的分析，都是谬误的，比如我认为汪晖对中国的独立自主性的分析，就有一定道理；摩罗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西方霸权主义的警惕，就并非完全谬误，他的失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而且尽管总体方向上彼此分道扬镳，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然可以找到某些共同点，我在汪晖的文章里，就发现了他的矛盾，比如尽管他在总体论述上强调“中国模式”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但他也承认，现实中中国农的弱势地位，这就有了可以讨论与交流的余地。总之，在和摩罗与汪晖的分歧里，我自然会坚持我的立场，但绝不以真理的掌握者自居，更不把自己置于道德的 制高点，而愿意与之进行平等的，朋友间的讨论，以至尖锐的彼此批判。我坚信，相对正确的认识是在对立面的相互辩驳、制约、吸取中逐渐形成的，而不能由任何一方垄断。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总体而言，任何社会思潮都是反映了某个利益群体的意志，比如我就认为当下中国的国家主义是有利于独掌国家权力的权贵资本阶级的利益的，这是我要竭力批判的原因所在。但具体到个人，就绝不能简单地认为，持国家主义观点的人都是“御用学者”，“资本家走狗”；反过来也不能认为批 判国家主义者，都是“汉奸”，“洋奴”，“帝国主义走狗”。在对摩罗的书的批判，以至摩罗自己的书里，就充斥着这样的彼此攻击，都是我不同意，不能接受，而要竭力避免的。我历来主张“对事不对人”，在我的公开发表的文章、著述里，一般只谈社会思潮，批判非常犀利，但尽可能避免具体点名批判。在必须注明出处时，也有意删去作者的名字。因为个体的人都是复杂的，绝不能简单地和社会思潮等同。既要坚持社会、思想、文化批判的尖锐性，又不要形成，至少要最大限度地 减少对个人的伤害：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像本文这样点名辩驳，也是因为不准备公开发表。在一些人眼里，我就是立场不鲜明，甚至是与对方“同流合污”了。连我主张“讨论”也成了一个罪名了。

这里谈到了“朋友之间的平等讨论”。这是2010年我一直紧张思考的问题：朋友之间，一旦发生原则性分歧，是不是必须绝交，视若敌人？我经常想起，周氏兄弟在和其老师章太炎发生思想冲突时，一向被认为“最温和，最宽容”的周作人写了《谢本师》；而被指为“最激进，不容人”的鲁迅，却保持了沉默。在2010 年，摩罗的书一出，骂声四起，其中最激烈者，就是他昔日的“兄弟”，宣布绝交不说，还发表了严厉的讨伐檄文，说理不多，却安上许多吓人的罪名，摩罗因此受到了极大伤害。坦白地说，尽管在观点上，我可能接近摩罗的批判者，可是我的同情却在摩罗这一边。以伤害他人，特别是自己的朋友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是我所不取的。但这恐怕也正是我的不合时宜之处：在当今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界，“政治正确”（不管是官方的政治正确，还是民间反对派的 政治正确）都是第一位的，总是要求政治、观点站队：你站在哪一边：“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以至“挺汪晖（摩罗），还是反汪晖（摩罗）？”以此决定政治正确与否，并进而作出道德判决。

2010年，我正是在这样的站队逻辑下，突然遭遇到也是原来的朋友的“凶恶”面孔的。王彬彬（他本来也是我的青年朋友，我给他的书的出版，他的文章的评 奖，都写过推荐语）公开辱骂之外，还要公开造谣，说我是汪晖一书的“责任编辑”，自然应对汪晖的“抄袭”负责，也就无权参与讨论，其实只要到出版社查问一句，就不难弄清楚，但谁也不去查证，因为已经断定我“政治不正确”了。一时间，我在许多自由主义朋友眼里，都成了“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的“历史罪人”了。——简单地将这次汪晖“抄袭门”的争论，说成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当然不符合事实，因为指责汪晖的许多学者都不是自由主义者，只是出于对“抄袭”的不满；但同样不可否认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批汪”或“挺汪”主要原因是反对或支持他的立场与观点。最后闹得势不两立，原因也在于此。王彬彬也不讳言，他之 所以辱骂我，是因为我已经是“新左派”，不是“自己人”，就不值得尊重了。不认真作学理的辩驳，而企图在道德上搞臭对方，这正是我所不以为然的。我本来期待在2010年能够通过对摩罗与汪晖理论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学理讨论，以促进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但这只是证明了我的书生气：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对重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问题进行认真的学理的研究、讨论和争辩呢？不少学者都已经帮派化了，都忙着宣示自己的“政治正确”，党同伐异已成为学界常态了。

因此，当听到一些新左派的朋友称赞我“仗义执言”时，我也感到悲哀。由此想起在2009年我因为出席了“六四讨论会”，大受自由主义的朋友的赞赏，而新左派的朋友则颇不以为然，有的还提醒我不要成为“不同政见者”。看来，两派都把我当作统战对象，既打又骂，一切以是否符合他们各自的立场和要求而定。而这正是我深恶痛绝的：我只是我自己，不属于任何帮派。正是通过2010年的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我进一步确立了两个基本立足点。其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立场。也就在岁末的那个座谈会上，我公开宣称，要“自觉地和一切社会的，学术的，政治的群体，保持距离。更准确地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保持个人思考和言说的独立性，以及随时可以介入，又随时可以退出的自由”。其二，对自己的观点与行为，始终保持一种“反省”的态度，在坚持自己的基本 立场与观点，绝不屈从权势，也不跟风的前提下，又不断质疑自己，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修正，认定自己只是真理的探索者，绝不是真理的掌握者，宣示者。因此，我对自己在2010年在摩罗、汪晖事件上也有反省：或许我不应该介入，中国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学界的问题太复杂，除了重大的原则问题非表态不可，对许多问题都是可以沉默对之，作更为冷静的长时段的观察与思考的。

但我还是要谈谈对汪晖事件的看法。我在事件一开始就谈到要考虑八十年代的背景。随着事件的发展，特别是朱学勤问题出来以后，就更加看出，这绝不是个别人的 道德问题（尽管当事人并非没有自己的责任，因为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而是存在着更深层面的问题。我对此作了观察与 思考，也是在2010年年底的一个座谈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特地收在2011年年初出版的《幸存者言》一书里，这里作一个简述。我自己这一代人和五十岁上下的这一代人（文章没有点名，应该是包括汪晖和朱学勤在内的）都成长于毛泽东批判“封资修”的教育路线造成的文化断裂的时代，在知识结构上存在着先天的不 足。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历史要求我们和世界进行对话，回应新时代所提出的一系列的重大的问题，但我们自身知识准备却严重不足。面对这样的巨大反差，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已经不可能进行知识结构的全面更新，只能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对时代提出的问题作出有限的回应。我也因此而不断反省自己的这一局限。而当时像汪晖、朱学勤这样的二、三十岁的年轻学者，却及时作了知识的更新，对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思想、文化、学术问 题，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像汪晖还进一步和国际思想、文化界对话，构建自己的体系。这都是我们这一代做不到的，他们也因此很快、很早地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权力。自命为“历史中间物”的我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学者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应该客观地说，这一代人知识的更新，还是一种“补课”，他们对新 补的西学和中学的理解与把握，许多人实际上是处于半生不熟的状态，这和他们所要担负的历史使命，以及他们的自我期许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学力与学术准 备不足，学术雄心又很大，在急功近利的驱动下，就出现了今天为人诟病的曲解，套用，沿袭前人、西方学者、他学科的学者的研究成果的问题，如果不加说明，问题就更大，就有了个人的责任。但我仍然要强调，绝不能因此否定这一代学人学术上的贡献和历史作用，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但如果他们自己对学术上的不足缺乏自省，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权力，就会和受到比较好的西方和传统教育的更年轻一代之间，发生冲突。前些年我在网上看见青年学者应星的文 章，就十分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一次，一些击中要害的批评文章，都出自更年轻的学人之手，就绝非偶然。本来对汪晖和朱学勤来说，正是反省自己的机会。但汪晖从一开始就断定这是自由主义学者和媒体联合对自己的迫害，而沉默对抗；他的一些朋友不但不借此提醒他，反而竭力强调他的“学术贡献”，这其实都是在帮倒忙。朱学勤最初姿态很高，但当复旦学术委员会作出对他有利的判决，他又反过来要追究揭发他的年轻学者。这都反映了自我感觉过分良好，过于看重个人的地位，是一种不清醒的表现。而这样的问题又不仅出现在他们两位身上，我因此在讲话的结尾表示：“我想呼唤学术界的清醒和自觉，自我质疑和自我反省。唯有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才会有新的努力，新的开始”。

这样的呼吁也是针对年轻一代的。他们在具有胜过前代人的某些优势的同时，也是自有弱点的，但真有清醒地自觉反省的，也很少见。——顺便说一点，我的 这篇讲话在南方某报纸上发表时，将我对“五十岁上下”这一代的上述提醒，作了不少删削：大概是不想过于刺激和得罪这一代当下中国学术权力的执掌者吧。

最后，还是要谈谈2010年我的另外两个困惑。

11月在台湾金门的一次会议上，我谈到一个“最大困惑”：“一方面，我的反对国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的立场，自是坚定不移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又不能没有民族的，国家的立场”。我还谈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理论上的界限，似乎并不难区分；但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面对国家利益问题时，应采取什么立场，态度，就相当困难”。我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在2010年，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都出现了紧张局面。记得 在2008年奥巴马上台，曾强调中美“同舟共济”的关系，美国要员纷纷来华访问，很热闹了一阵子。我在当年的总结中，就谈到了中美关系如何发展，还有待持续观察。2010年中美关系的突然紧张，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一直有一个幻想，以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必然要走向自由化的道路。但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中国经济越发展，对国内的控制越严，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强硬，并有向国际输出“中国模式”和中国软实 力的意图。最近几年，“中国威胁论”被普遍接受，并非偶然，自然也就会出现遏制中国的潮流。这又反过来刺激了中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2010年，国家主义思潮在中国民众与知识界里的膨胀，前文已有分析。问题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我早在八十年代，就宣布自己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东方专制主义和 中华中心主义；在我看来，2010年受到当局鼓励的国家主义正是东方专制主义和中华中心主义的集中表现，我对之是极为警惕的。但在钓鱼岛事件发生时，我就 陷入了矛盾：一方面，我依然对事件中的反日浪潮，怀有警惕；但我又显然支持中国政府关于钓鱼岛归宿的基本立场，对民间的抗议，也怀有某种同情。而面对美国插手南海问题，在黄海对中国示威所表现出来的霸权主义，我也同样反感，并激发起自己内心的民族情绪，同时又不断提醒自己：不要为政府所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只有沉默了。在2011年的中东事变中，我也是这样：既反对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的专制独裁，镇压民众，又反对西方干预，最后也只能沉默。这大概是反映了我的既反东方专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又反西方霸权主义的立场吧。这样的立场，在理念的层面，是一致的，都是基于反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人的奴役和对平民 生命的摧残的人道主义；但在现实政治的层面，就往往是矛盾的，因而常常无所适从。

我过去多次说过“思想逻辑的彻底批判性”与“实践逻辑的妥协性”之间的矛盾。在2010年这样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对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前文谈到了中国 知识分子的各派别在2010年实际上都有向执政党靠拢的趋势，对此，我在思想上是怀有警惕，持批判态度的；但在现实政治操作的层面，却又有某种理解的同情。这是因为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在中国，执政党几乎是“唯一者”，没有任何可以取代的力量。这自然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体制的极权本质的，我对此曾作了持 续的批判；但我们又必须正视其实际后果：如果我们期待在中国的改革中保持社会稳定，不发生巨大动荡（这是我们自己的，恐怕也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愿望），那就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前文提到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希望当诤友，一些新左派争作幕僚，都是出于这样的实际政治的考虑。2010年温家宝主张政治 体制改革，自由主义者与党内民主派都立即力挺，也是出于政治家的思维与策略。我对此是理解的，但又确实担心因此会失去独立性，并有被收编的危险，我也选择了沉默静观的态度。至于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以此作为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证明，其内在的强权逻辑就更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最后选择和一切政治力量保持距离，是 包含了一个自我定位的，即我只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实践家。我可以理解政治实践中的妥协，但却要保持思想批判的彻底性。我也会参加一定的政 治实践活动，比如2010年我就在党内民主派发起的“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宣言书上签了名，因为它符合我的理念和想法：我认为这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但我不归属于任何政治群体，要坚守自己思想与行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我选择做一个永远的思想批判者，就注定了我和所有的政治实践家的关系：在反 对当下中国一党专政体制上，可能会有一定范围内的合作：但一旦他们的政治理想实现，掌握了国家权力之日，即是我和他们分道扬镳之时。永远的边缘位置，即是我的宿命，也是我的生命价值与乐趣所在：想通了这一切，我反而心安理得了。

这篇《回顾》写得实在太长，就此打住了！

2011年5月1日——22日，断断续续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