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既不是斗士，也不是宋江

“西方媒体对我早期作品有个定位，把我定位为一个斗士，其实他们误会了我，我没敢做斗士，是时代影响了我。今天他们发现怎么斗士突然变成了宋江？我其实不是斗士，也不是宋江。”几年以前我采访张艺谋，在他众多的语录中有这么一句。现在回头看，这句话还真是意味深长。

几天前我和一个美国记者结伴看了张艺谋的新电影《金陵十三钗》，这个记者正准备写一篇有关张艺谋的小型人物特写。看完电影的当晚，网络上就出现了《金陵十三钗》男主角克里斯蒂安·贝尔前往山东临沂探访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消息，贝尔遭到便衣驱逐的照片登上了CNN，“蝙蝠侠不敌中国村民”，这样的隐喻在网络上引发了一阵悸动。

我接到那位美国记者的电话时，也能感觉到他度过了不平静的一天。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一场“炫技式的集体主义狂欢”的炮制者，一个被誉为“国师”的人，猛然转身，跟民主斗士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戏剧性使那位记者大为激动。听着他剖析张艺谋身上的种种政治标签，我一直想问一句话：你是不是忘记了，张艺谋他就是个拍电影的？

我真正见到张艺谋的时候，人们已经非常习惯于骂他。从《英雄》之后，他拍了一部媚俗的商业大片《十面埋伏》，之后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一部更加媚俗的商业大片，最后是《三枪拍案惊奇》，一部媚俗到恶俗的商业大片。“商业”是打在张艺谋身上的标签，这意味着他已经通俗化了，也意味着他丧失了魔力。商业化也带来一种“民主感”：只要花一张电影票的钱，就获得了评判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平等的，不为权威所左右。

可是张艺谋真的通俗化了吗？起码要见到他不那么容易。我首先需要穿透层层的人际关系网，获得应允前往北京郊区的影视基地，在门口，保安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盘查，他们是张艺谋“行宫”的第一道阻障。我抵达了指定的影棚，遇到第二道阻障──一群在影棚外抽烟歇息的场务，他们一边讲述着驱散偷拍记者的勇敢经历，一边查验我的通行证。总算见到了张艺谋，但他被演员和执行制片重重围住，导演工作的时候，外人不得近身。一直到我坐下来，与张艺谋面对面交谈，旁边依然围绕着一个时刻拍摄张艺谋的摄影师，一个执行制片，一个中间人，几个演员。我对张艺谋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活在虚假的深宫里的皇帝，绝少独处，时刻被簇拥，这导致我第一句话就问：“导演，你是不是有时候特想一个人呆会儿？”

张艺谋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想要摘掉身上的标签。先是“斗士”的标签：“我初期那么深刻的反思，以反思为最重要的目标，是我天生爱思考吗？不是，是那个时代，80年代，那时候全国都关注深刻的问题，反思民族向何处去，那时候整个氛围影响了我。”然后是“商业”的标签：“今天也是相应的，我不认为我今天突然就退步了，迂腐了，充满铜臭气了，其实不是，我只是受到时代的影响。”他当然不能自称“国师”了，“那样多招人恨啊”。但他将担任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的经历称为“只有这一件事情让你有真正的责任感”。他还开起了娱乐人物的玩笑：“我老开玩笑说，我们看待自己要有娱乐精神，别把自己当碟菜，别以为我们电影导演都是深刻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艺术家，你在新浪和搜狐，在所有网页，你得点‘娱乐’那栏才能见到我们，我们是娱乐界的。”

张艺谋不认同上述所有标签，他只认同一件事：他是与时俱进的，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他的个人性格，与这个民族长久倡导的特性相吻合：控制、奋斗、坚韧、在合适的时机还有点中庸之道；他的作品的性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性格。

中国的艺术从业者与“主流价值观”背后的政治权力之间，始终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要看清它，有时候需要借助他人的眼睛。1980年代，美国戏剧导演阿瑟?米勒受到邀请来到中国导演话剧《推销员之死》，期间他与戏剧艺术家英若诚进行了一次辩论，阿瑟?米勒是这样说的：

“在中国过去的几十年中，单凭政治并不能保全你自己。总之，人生是一场悲剧，以后也还是这样──不管官方意见如何通过种种规制想要改变这一事实。所以，如果能够，提出终极问题强过跟着政治转──你们过去总是那样，以致每隔几年就被人打耳光??人们被困在黑屋子里，转来转去，想要找到通往外面的出口。政治规制总是不允许敞开这样一扇门，而艺术就是寻找这样一扇门的许可证。一部作品要表达的意见当然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我们可以把莎士比亚要表达的意见写出一本书，而这些是否是他的意见又可以写出更多的书来。但莎士比亚永远不朽。我的意思是，应当让艺术活下去。”

《金陵十三钗》男主角探访临沂受挫事件，应该是一个意外，如果因此将张艺谋定位为“民主斗士”，将观看电影上升为对陈光诚的支持，那是高估了张艺谋。但如果仅仅将张艺谋看成一个为权力和金钱演奏小曲的宫廷乐师，也许，是低估了他。

“提出终极问题强过跟着政治转”，在看张艺谋的电影之前我都会告诉自己这句话。他提出了什么终极问题？他是不是有水准地表达了这个终极问题？除此之外，他的电影不负责回答任何其他问题。那些为了迎合“主流价值观”所做的努力，就像刻在冰激凌上的名字，在历史的炙烤之下，终将转瞬即逝。

（作者困困，专栏作家、记者。曾出版随笔集《上流女孩当如是》和人物特写集《不上流，不下流》。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