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版的《炎黄春秋》第12期，针对当前中国的文化单位遵照统一部署，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紧锣密鼓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编辑部约请5位学者做了一个《文化体制改革笔谈》，放置于2011年岁末头条。
十一月下旬就传出《炎黄春秋》又危险了，要被加入"国营企业集团"，实行企业化改制，新闻出版总署派了一个副处长专门负责其改制。
向《炎黄春秋》了解，从社长，总编，到副社长，副总编态度都十分淡定："这次是所有文化部门的改制，不是针对我们一家的。"
《炎黄春秋》早就算得上改制成功的样板
《炎黄春秋》的淡定，一点都不做作。1990年，中央的新闻出版部门大清洗，大换血还正在进行。反对六四屠杀的开国上将萧克就把被清洗下来的新闻出版总署 署长杜导正请去，让他创办一本历史杂志。这位管理过全国报刊和出版社的赵紫阳重要阁僚，他没有国家一分钱的投资，也没有一个国家编制，向新华社借了30万 元，领着四、五个人就着手创起业来。1991年7月杂志社挂牌，创刊号出版，四个印刷体大字《炎黄春秋》面世。
《炎黄春秋》依靠编辑部全体人员到街头吆喝杂志，两个来月就还清了30万元借款。2012年的邮局订户突破了15万，这份中国著名的政史月刊，20年走的就是一条企业化的经营之路。
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和文化业，建国之初全部定位为事业单位，由国家拨款，与国营企业的区别就在于不实行经济核算。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已经开 始了国家财政逐步"断奶"，把一部分事业单位赶进市场的尝试，但是事业单位的编制没有改变。一部分民办文化出版业，也在夹缝中寻求生存。90年代至今，都 市报刊，商业报刊蓬勃成长，但是在一次又一次全国性的清理中，民办报刊已经绝迹，一律要挂靠一个党政 "婆婆"，作为主管和主办上级。《炎黄春秋》就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文化部主管的。
六中全会之后的文化单位改革，目标就是除了时政类报刊（继续由国家拨款），其余的一律将事业编制改为企业编制，进而还必须要加入文化集团。看来，当前仍旧 是事业单位注册的《炎黄春秋》，到北京市工商局重新注册为企业，只是第一步。第二步 "组成文化集团"就不那么单纯了，实行文化专制的当局允许文化企业之间"自由恋爱"吗？勿自由，不就是捆绑婚姻吗？
《炎黄春秋》Vs一下《求是》如何？
20年后中国期刊美人头、明星照滥大街，就连社会类期刊也一律豪华包装，一水铜版纸、彩色印刷。而《炎黄春秋》四个印刷体大字，历落在目，旷日持久，至今仍旧是50克的新闻纸，只配黑白照片，订价8元，不及一根冰棍钱。
与《炎黄春秋》的封面可比的，唯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可是"求是"二字却是邓小平的御笔亲书，尊为副部级单位，常见的作者包括现任政治局9常委和 其他政治权贵。而《炎黄春秋》不过是一民间文化团体主办的刊物。但是她有一个庞大的顾问团和编委会令《求是》也难以望其项背，其中包括中共的一批德高望重 的高级干部，被称为"党内民主派"，或称 "胡赵旧部"，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也是中共历史重要阶段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另一部分是中国思想文化界近三十年涌现出来新锐。他们也都是 《炎黄春秋》的基本作者。
若比社会效应，《求是》前身《红旗》80年代曾经被戏说是传达室"唯一丢不了的杂志"，当年曾经强制每一个党支部必须订阅一份。如今内容的影响力更差。 《求是》此次不在体制改制之列，是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英文）享受完全财政拨款的中央级报刊。如果"断奶"，进入市场，恐怕一天都混不下去。 《炎黄春秋》今年庆祝了创刊20周年，纪念册刊登了《20年例文200篇》，虽然仅仅是例文的标题，但是每一个标题都能让人们回忆起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断 激起的变革风潮。200篇记录着"事实求是，以史为鉴"办刊宗旨创造的光辉业绩，也记录着"实事求是"在今日中国仍旧步履维艰，每有一次突破，都会招致风 雨如磐的高压和整肃。
1994年，胡耀邦去世五周年，《炎黄春秋》在封二发表胡耀邦的照片和一首悼念的诗歌，该期竟然被禁止发行，是萧克将军为杂志社顶了雷，他说："就说是我萧克的主意，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让他们给我打电话。"
2005年11期，以《我们心中的胡耀邦》为题，组织了前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和13名省部级高级干部的回忆文章，竟然被叫"停止印刷和发行"，因为新闻出版总署动作慢了半拍，只封存了5千本，在洛阳纸贵的社会效应的冲击之下，20天后也不得不解禁。
2007年2期，发表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引发当代思潮的激烈讨论，以《乌有之乡》为首的毛左派，一直闹到编辑部，在各地举行了12场批判会。
2008年9月，发表了前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孙振的文章《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写了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的赵紫阳，竟然遭致高层的干预，不依不饶一定要杜导正退下，结果杂志社法人换成中年学者吴思，杜导正还是在社长位置上坚持下来。
在庆祝杂志创刊20周年的座谈会上，88岁的杜导正讲了一句颇动感情的话："为了让《炎黄春秋》生存，，除了没有送女人和下跪，我什么手段都采用了。"
杨继绳质疑中国式的文化企业化
《文化体制改革笔谈》分量最重的一篇当属杨继绳的《产业化能不能促进文化繁荣？》。杨继绳现任《炎黄春秋》编委会副召集人、社委会委员、副社长。
杨继绳质疑文化企业化的改革目标。他说："从繁荣文化的高度来看，企业化不是文化单位改革的根本所在。从根本上看，中国文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落实宪法第35 条给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检查改革目标是否达到，就看文化单位能不能发挥'批评时政，监督政府，鞭挞邪恶 ，伸张正义，沟通社会，倡导文明'的作用。文化最需要创新，最需要个性，而创新和个性必须以思想自由和思想表达为必要条件。宪法第35条为这一必要条件提 供了保证。"
杨继绳指出当前的改革很可能对文化事业造成新的桎梏。其中最严重的是出现两个"婆婆"来钳制文化。他说"一方面。行政权力出于加强控制的目的，借'资源配 置'、'产业重组'、'集团组合'等手段，像捏面团一样，或将文化单位改组、合并、撤销，或调整领导班子、调动业务骨干。文化单位不仅由此元气大伤，还失 去必要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一旦行政权力说某文化单位违规，下令停业整顿甚至关闭，投资人的资本就会付诸东流。这是老板们最怕的事。所以，老板对文化单位 的监督和管制更为细密。"
杨继绳担忧的改革结果：两个"婆婆"同时出动,文化不仅不能发展繁荣，还会枯萎。
这样的改革，难道不是向文化举起了"两把刀"吗？
作者：高瑜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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