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柯宇倩／自2009年底在河南安陽發現曹操墓的消息公布以來，社會上對此墓主人是否真為曹操、墓中文物是否造假的爭論一直未平息。西高穴大墓為何能確認為曹操之墓？曾帶領專家團隊到現場勘查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以考古發現、史料記載、地理位置等資料一一解釋外界對西高穴大墓的各種疑惑，證實此墓確為曹操之墓。
4000多年前中國進入初期文明社會
之後的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發現巨型城址和大墓，標示王權的出現和文化的發展，代表可能已進入了初期文明社會。
距今4500年至4300年的長江下游良渚古城，不只範圍廣大、工程量也巨大，因為此城東面原為沼澤，需運黃土修建，估計動員1萬名人力也要4天時間。從1936年開挖至今，在約5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已發現遺址130多處，其中有反山、瑤山、匯觀山高等級墓地、祭壇，以及規模宏大的莫角山宮殿遺址。
此時期能支持如此多人口的主要原因，就是農業技術獲得發展，遺址發現發現迄今為止最早的犁耕農業文化，出土了石犁等器具，以及5至10公分的大型箭頭，估計已非僅用於狩獵，還用於戰爭。貴族階層在此時期明顯出現，並有組織大量人力的能力，其權力可能記來源於軍事指揮，也來源於宗教祭祀，瑤山便發現祭壇和貴族墓，設在在祭壇旁的幾座貴族墓往往較大、隨葬品也較豐富，大多為玉器，其上多刻有神徽。
距今4300年至4000年堯時期的都邑——山西南部襄汾陶寺，則出現中國最早的天文觀象台。此遺跡也發現巨型城址，有早期的56萬和中期的280萬平方米的城址，墓葬則分小型墓與大型墓，大型墓長與寬3至4米，隨葬品有彩繪陶器與漆木器、磬、玉石鉞、石廚刀、玉幣、玉琮，此時的隨葬品有被藏入墓葬旁洞內的現象，或許為了避免隨葬品在動亂中遭毀壞。
此大城文化遺址在距今4000年左右突然遭動亂毀壞，如城牆和宮殿被毀、大型與中型墓無一例外遭搗毀、人骨碎裂，大量人被屠殺，但尚不清楚動亂是發生在同城內的階級之間，或是外來人屠城的結果，目前研究團隊準備以DNA測試被屠殺者是否與墓葬被搗毀者有家族關係。
襄汾陶寺遺址另發現一小銅鈴，為中國至今所知最早的金屬樂器，另有一尚不清楚作用的齒輪形銅器，象徵有些銅器除了裝飾作用外，也可能與宗教信仰有關，而當時人的冶金技術也已達到一定程度。
文明的出現與文字有關。陶寺遺址發現一扁壺兩邊各有一個以紅色顏料書寫的文字，形似甲骨文的“文”，也可能是“邑”或“堯”，總體表明當時已有少數人能使用文字。
另外值得注意的為一塊由外而內升高的遺跡，在第三層台基的弧形夯土牆基礎上有人為挖出的槽縫，這些所有觀測縫的視線均可交匯至一個觀測點上，通過觀測點觀日出，可以判定一年的20個節令，此為最早的天文觀象台，受到國際關注。
到了夏代後期的二里頭文化，發現許多的“最早”遺跡：中國最早的宮城、最早具有中軸線和左右對秤的宮殿、最早的官營手工業作坊、最早的青銅容器群、最早用車痕跡、最精美綠松石鑲嵌物等。
公元前2500年至1500年，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結構出現了較明顯的變化。陶寺文化高等級居住居與其他功能區之間沒有完全封閉，二里頭遺址二期宮殿區的四周似未與周圍完全隔絕，到了二里頭遺址三期，宮殿區周圍築起圍牆，形成最早的宮城，這樣的宮城規模不斷擴大、結構和佈局也逐漸制度化宮城的出現，是中國古代城市以及文明發展的里程碑，此外，在二里頭文化二期以後，都城和宮室制度方面都出現了較大的發展和變化，估計與當時社會的發展、王權的出現和強化有密切關係。至此，中國進入早期文明的新階段——王國文明。
從事考古工作多年，王巍對《新史記》表示，對考古學家來說，最痛恨的就是盜墓，雖然收藏家可以說：古文物在自己手上也一樣被好好保存，但這是以犧牲了大量文物訊息為前提。不過既然某些文物已經流向市場，與其流到國外，由自己人收藏還是比較好的，至於已經跑到國外的文物，大多也在各地博物館獲得很好的保存，讓各國民眾都能了解中國歷史。
因此王巍認為最根本的是盜墓行為本身必須遏止，一樣文物是放前室還是後室，是否與其他文物擺放，都是判斷文物當時用途、瞭解歷史文化的重要訊息，一些盜墓者甚至往往只根據市場價值對文物進行選擇，毀掉市場價值低的文物，這是極大的犯罪。
盜墓之外，工程也可能破壞遺跡。王巍對《新史記》說：“我們也希望讓工程對遺址文物的損壞程度降到最低，即使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和金錢，但工程能避開（遺址）就避開，這樣保留了不可再生的文化遺產，而財富則可不斷增加。當經濟與文化發生矛盾時，優先保護文物，也是中國目前的國家政策方向。”
二里頭遺址發現最早的青銅容器群，此為乳釘紋青銅爵。（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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