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权术：维持稳定抑或制造动乱？

近日，方绍伟先生在其《2011年的十大理论交锋》一文中，提到的第一个理论交锋是关于苏联灭亡的原因。该文谈到，苏共专制政权的灭亡原因，有“残暴崩溃论”、“集权崩溃论”和“松动崩溃论”等主要观点，他认为“残暴专制不会导致专制解体，相反，残暴专制可能导致专制巩固”；“‘专制本身就是它自我灭亡的原因’的说法不能揭示专制崩溃的逻辑原理。”


　　由此，引发了笔者对专制权术与社会稳定关系的的思考。


　　关于专制权术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专制权术能维持稳定；特别是绝大多数专制者对此深信不移，他们对专制权术非常迷信和迷恋，将其作为维护专制统治的秘籍、法宝和绝招，认定专制权术能让民众臣服、江山巩固、天下太平，从而使自己永享弄权的快活。第二观点是专制权术会破坏社会稳定，乃至酝酿动乱。这两种观点看似很矛盾，又各有事例验证和支持，因而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理不清思绪。


　　其实，这两种观点各有其道理，专制权术确有维持和破坏稳定的双重作用，并且二者之间又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专制权术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确能维持社会和政权稳定。比如，政治恐怖术能让民众感到恐惧，使之不敢犯上作乱，采取反抗行动；贫困民众术能让民众忙碌于维持生存，无暇争取权利和自由，无法给专制者造成麻烦；剥夺权利术能使民众无法监督和制约专制政权，无法发出违逆的声音，无法形成集体行动，难于对专制者构成威胁；控制媒体术能有效防范正义言论的扩散和传播，从而消除其“蛊惑人心”的机会；欺骗宣传术能掩盖事实真相，将民众蒙在鼓中，使民众耳目失聪；民众会认为风景这边独好，别处一切皆糟，从而产生虚假的自豪感、满足感和优越感，不满和怨恨情绪就会不翼而飞，甚或对专制者感恩戴德。


　　那么，专制权术又何以破坏稳定乃至酝酿动乱呢？

　　让笔者首先谈谈“治标“和”治本“的概念。解决问题的方略大体可分为两类，即治标类和治本类。治标类措施是缓解显性症状的，着眼于当前，属于救急措施；其因果关联显然，见效较快，所以往往被人们所青睐。懒政者、急功近利者、目光短浅者多喜好治标性措施。当问题表面症状比较严重，情势比较紧迫，为防止问题进一步恶化，就需要采取治标性措施。比如某个国家出现严重社会动荡，或面临严重危机，就需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就要采取特殊的、非常规的管制措施，甚至可以突破宪法的某些限制，以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病人处于高烧状态，必须首先采取退烧措施，待高烧消退后再行治本。所谓治本，就是针对问题的症结、引发问题的深层原因，采取釜底抽薪式的办法和措施。没有治本措施，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治本措施能从根本上、长久性地解决问题，但问题的症结往往比较隐蔽，与显性症状的关系较为间接，不经过深入思考和洞察较难发现；并且治本措施一般起效较慢，远水不解近渴，所以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解决社会问题就象看病一样，需要标本兼治，且贵在治本。某个社会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影响到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就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方略。前期应当侧重于治标，但治标只能作为权宜之计，作为临时性措施，一旦表面症状缓解，就应该撤销治标性措施，或者将其作为辅助性手段。因为治标措施有一个严重隐患或重大缺陷，就是可能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长期看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问题的积累和加重，给问题的彻底解决设置更多的路障，同时还会不断加重对治标措施的依赖，事倍功半，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专制权术皆属于维持稳定的治标性措施。在特定情况下、在短期内可以产生一定的、甚至明显的维稳效果，但从长远看、从根本上讲，它不仅对维稳无效，反而会破坏稳定和酝酿动乱。比如政治恐怖术。在政治高压之下，民众噤若寒蝉，不敢监督和批评专制者；权力会因此失去制约，变本加厉地鱼肉、压榨和奴役民众，官民对立会越来越严重，到了一定程度，“陈涉、吴广”就会揭竿而起。又比如剥夺权利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自由和权利被剥夺，就会产生怨恨、抗拒和敌视心理。民众缺乏了权利，贪官污吏就会有恃无恐地侵害民众利益；到了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的地步，民众就会铤而走险。再比如欺骗宣传术。凡是欺骗迟早都会露馅。民众一旦知道你撒谎成性，就不再相信你的鬼话，就会反感、厌恶、唾弃撒谎者。当民众明白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反而自己很无奈的时候，就会愤愤不平，怒火中烧。还有贫困民众术。贫穷社会极易导致道德堕落和人格缺陷，弥漫偏激情绪；民众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持，就会感到社会不公，产生仇富仇官心理；不良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失控，从而一呼百应，酿成事端。还有控制司法术。当司法成了权贵的玩偶，公平正义就会逃遁；民众就会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在悲愤绝望之际，就会以死抗争，报复破坏。专制政权还有一个难解的死结，即权力继承规则的脆性和权力转移的无序性。权力更替时期最容易产生动乱。专制社会实行人治，信奉胜者王侯败者贼，其规则极具脆性且缺乏维护机制，对规则真正敬畏者甚少。即使有所谓规则，也极易遭到践踏和破坏。我国封建社会虽有皇位的长子继承原则，但受皇帝好恶、权臣们从中作梗、势力强大的旁者对皇位的抢夺等因素的影响，时而造成规则的名存实亡。权力更替过程往往成为充满刀光剑影的权力争斗过程，以致破坏社会稳定，形成社会动乱。笔者在《专制者目光短浅，专制术作茧自缚》一文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各种专制权术对社会乃至专制者的毒副作用，这些毒副作用都是有害于社会稳定的。

　　从系统思考观我们更能看到专制权术破坏社会稳定、宪政民主方略维护稳定的具体机制。系统科学认为，现实世界中的因果关系是相对的、互动的。因果相互作用的特性称为“反馈”。反馈分为两种，因果相互加强的反馈是正反馈，相互消弱的属于负反馈。正反馈促进事物、现象变化，负反馈保持事物、现象稳定。事物和现象中的正负反馈都是通过循环回路实现的。正反馈回路推动事物、现象的加速增长或加速衰败，负反馈回路则抗拒干扰，具有趋向目的、保持稳定的功能。由于循环是一个过程，所以因果关系之间通常存在“时滞”，即一定的“因”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引起一定的“果”。事物、现象的状态和变化，主要由其内部结构所决定，此处“结构”主要指关键要素的相互联系方式。所谓关键要素，指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对其他要素有更高的控制力或作用力、能形成“杠杆效应”的因素。只要关键要素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能引起事物、现象持续、重大的改变和完善，这种作用类似杠杆原理，所以关键要素也可以叫做“杠杆点”。关键要素及其连接形成关键回路，关键回路将在根本上影响事物、现象的长远状态和趋向。事物和现象中的关键回路和杠杆点往往非常隐蔽，发现它们需要“火眼金睛”；而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只能作为权宜之计，它往往低效、远期无效且极易引发严重的副作用。解决复杂问题、实现管理目的的关键，即在于寻找并采取高效的“杠杆解”。

　　维稳和失稳机制都是通过反馈回路实现的，维稳机制是负反馈机制，而正反馈机制则造成失稳、混乱。专制权术是维护稳定的显性解而非杠杆解。它不仅不能形成维护稳定的负反馈机制，反而会引发众多破坏稳定的正反馈机制，造成各种恶性循环，导致破坏稳定的因素不断加速增长，最终变得不可收拾。比如欺骗宣传必然存在破绽，为了自圆其说又必须不断地制造其他谎言，这就使得专制政权的公信力会不断丧失。又比如暴力恐怖术，“那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暴力和反抗之间会相互促进，以致动乱的隐患会不断增加，危险越来越大。各种专制权术都能形成正反馈回路。

　　综上所述，专制权术的维稳效应有如下特点：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并且其效应是逐渐递减的，到了一定时期就会失效；并且由于其毒副作用的不断显现和加重，还会不断强化对专制权术的依赖，为民主转型制造更多的严重障碍和困难。二是其造成的稳定是表面的、脆性的、有欺骗性的，是依靠政治高压维系的；在表面的稳定之下，往往涌动着各种破坏稳定的暗流和漩涡，一旦某个方面松动或偶有疏忽，其破坏能量就会喷涌而出。三是其维稳成本异常高昂。它以泯灭社会微观活力、抑制社会创造力、不断加大对民众的搜刮、导致民众不断贫困化、腐败不断蔓延和深化等为巨大代价，对社会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是得不偿失的。同时，专制权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效应则是长期的、必然的、绝对的，并且其破坏作用是不断递增的，最后必将引发社会动荡、动乱。专制权术最多能延缓动乱和崩溃，但不可能避免专制政权最后的崩溃。良知学者蔡定剑先生在《对民主功能的辩正》一文讲到， “专制制度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一点已经有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而不需要用太多的笔墨论证。人类历史上发生无数的战争主要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争城掠地；二是争夺统治权。对统治权的争夺主要原因不外乎：由于王权被认为缺少合法性而易受到攻击；由于专制统治对人们的残酷压迫而引起人们的反抗。在过去的王位更替中有多少是因武力争夺、暴力逼迫、阴谋暗杀、宫廷政变中发生的。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帝王时代王位继承规则被改变发生紊乱的时期。由于王位继承合法性受质疑，常常导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君不见专制时代的历史就是一部残酷的王权争夺的历史。”

　　那么，何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杠杆解”和治本措施呢？正是宪政民主的治国方略，这个方略包括权力分立和制约、民主竞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宪法至上等要素。该方略能形成诸多维护稳定的负反馈回路，消解各种不稳定因素，较好地保障自由、人权、民主、公平、正义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民主选择官员，官员就能执政为民，官民何以对立？公民有了自由和权利，就必须对自己负责，就没有怨天尤人的理由和寻衅滋事的借口。有了法治，就有了惩恶扬善的机制，公平正义就能得到保障，各种矛盾就能得到及时化解，社会就会和谐有序。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况且由于“时滞”效应，宪政民主方略在实施初期发挥维稳的作用较慢；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其维稳效果会日益凸显。对转型国家来说，奢望一开始就有个成熟的民主，这个想法很幼稚。在民主的初始阶段，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无序。好在民主有自发的纠错机制，民主的结果需要民众集体承受，民众会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变得理性起来，其他社会机制也会趋向健全和完善。蔡定剑先生谈到，“民主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也是被世界近代史所证明。在北欧瑞典、丹麦等国自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以来，三百多年没有战争和社会动乱。瑞典尽管是多党制，但80多年来由于社会民主党实行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绝大多数时候由它执政，社会非常稳定和谐。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国内也没有发生过战争和社会动乱。按我们的逻辑不可思议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提倡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可是在200多年的历史中，除一次因奴隶制政策（不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导致的“南北战争”外，没有内战发生，更没有血腥的权力之争。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民主成熟的国家会发生最高权的暴力争夺。尽管在民主国家也会发生对最高领导人的谋杀，但这是很偶然的，既使发生了也不可能出现权力的争夺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民主政府下，最高领导人产生的任何危机（因政治丑闻导致罢免或辞职、领导人自然死亡、谋杀等）都不至于引起政权危机和社会动乱，这就是民主制最大的好处。”“民主制度带来社会稳定不仅是对人民有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安全和生命最好的保障。”


　　民主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但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少国家曾经发生过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某些国家的动乱甚至相当严重。似乎民主和动乱之间也有某种相关性。不少人因此认为民主会诱发动乱，特别是专制政权有意宣扬、渲染这种观点，仿佛为既得利益者抵制民主、延宕改革找到了最好的理论根据。从表面看，这种混乱似乎是民主引起的，而实际上恰恰是长期使用专制权术惹的祸，是专制制度酿成的苦酒、结下的恶果。专制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畸变的、不正常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社会结构都存在严重问题；社会矛盾非常突出；由于缺乏有效的释放、发泄机制，长期的恐怖政治和强权压抑积攒的怨恨愤怒情绪非常强烈，隐含的破坏能量相当巨大；即使没有民主转型，到了一定时候也会发生混乱甚至是更为惨烈的动乱。民主转型只是使这种混乱提前爆发而已。

　　社会转型的最佳时期是社会稳定时期，这时处于可控状态，社会稳定尚存弹性，措施选择有回旋余地。同时，在转型之前还应做好经济自由化、社会自治化等前期准备工作。凡是政治和经济相分离、社会自治水平高的社会，转型、改革会相对容易和平稳。民众的生活与经济体系关系密切，社会稳定的弹性强弱和社会自治程度密切相关。只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民众和社会就会降低对政府的依赖性，就有良好的自我运转功能。即使政治系统有动荡，由于对经济和民众生活的冲击较小，社会秩序也不会混乱不堪。日本政坛走马灯似的更换首相，社会秩序依然相当平稳。比利时创造了连续541天没有政府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没有发生大的混乱。 俄罗斯的情况就不同，他们长期实行国有经济，政治经济联系紧密，社会自治能力低下，一旦政治系统出问题，经济系统和民众生活必受牵连，因此承受“阵痛”就在情理之中。专制者恰恰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得过且过，小车不倒只管推，不怕死后洪水滔天。越是稳定时期越是舍不得转型，等到群情激奋了、撞到南墙了，才不得不被迫改革。由于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期，所以往往慌不择路，吞食失败的苦果；同时还会伴随社会失控，导致严重的社会混乱。专制者出于维护政权、加强对社会操控的本能，迷恋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体化，他们往往抵制经济自由化和社会自治；如此一旦政治动荡，就会引起社会的总体混乱。因此，说社会转型的混乱、动乱是专制者的罪责毫不为过。

　　社会系统非常复杂，社会稳定影响因素众多。社会转型需要精心筹划、稳妥推进。处理得当就可能实现顺利转型，比如不丹转型就非常平稳和顺畅；原苏联、台湾民主转型大体上也算比较顺利。所以民主化转型不一定必然动乱。专制社会颇像一个危重病人。民主化过程就像一个治疗过程，要选择高明医生，方药一定要得当，时机选择要适宜。要标本兼治，悉心调理，谨慎用药，采用科学的诊疗方案，方能转危为安。治疗初始阶段，如若病人肌体虚弱，就需要以治标为主，首先调理气血，一般不宜用药太猛，否则病人难以承受；待病人元气恢复到一定程度，再以治本为主。如果疏忽大意，选择了庸医和骗子，或用药过早过猛，就会出现问题。民主虽是一味良药，但必须在良医手中方能药到病除。劣医使用良药，也会出现问题，难以发挥良效，这不能怪罪良药。当然，对于病入膏肓者，即使神医也无力回天，在这种情况下责骂医生、归罪于方药更是蛮不讲理。所以蔡定剑先生说，“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但是在有些人看来，民主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制度！证明之一是把民主转型国家的不稳定和中国近代的动乱归结于民主之祸。这完全是无视历史和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民主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论据是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民国之初的民主之乱。这完全是一种曲解。我们知道，专制国家容易产生动乱，从专制向民主制过渡的国家也是极易发生动乱的。由于专制制度的权威和秩序倒塌之后，民主制度的秩序和法治没能建立，不仅野心家，就是专制与民主势力的争夺也是非常激烈的。在早期，从专制走向民主制的过渡或结束殖民统治后走民主的道路不但漫长而且血腥。”“这些都是专制走向民主国家转变前的动乱。最高权力更迭的无规则和没有合法性，使得它成为社会乱动的根源。尽管历史上在选择民主道路上有这样血的代价和教训，但不能阻挡人类仍坚定不移地选择民主制度。为什么？因为，不付出这些代价，社会就不会有永久的稳定和安宁。专制制度会永远重演血腥的历史。”“到现代，随人类文明进步和民主制的深入人心，在非民主制向民主制的转型中也摒弃了暴力和血腥，并大大缩短了转型的时期。很多国家都避免了转型时期的社会不稳定。象前苏联和东欧那么多国家转型除了罗马尼亚出现血腥事件，其他都没有出现严重暴力和流血。还有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完成的民主转型，都成功地实行了从军人政权到民主政府的和平转移（包括象智利的皮诺切特这样的军事独裁政权）。东南亚地区的民主化也基本上一个和平的过程，包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我国的台湾。可见，现代社会，民主社会转型出现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情况将大大降低。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

作者:林中鴷，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