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中国政治转型的诱因（下）

提要：本文通过对台湾解严过程（旁及苏联、东欧转型）的剖析与比较，探讨中国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的内外机制、诱因及其可能途径，特别是研讨专权当局在关键时 刻利益考量的历史功能.它探索了制度转型临界点降临的条件，并分析了政治转型过程中国际压力、国内利益集团博弈、中央与地方博弈的诱导性作用。


　　民间社会与权力当局

　　从更大的利益区隔来看，民间社会与政府当局之间的对峙与博弈，在当前的中国大陆与两蒋时代的台湾之间，仍是可资比较的。然而，对中国最为基本的架构的政治转型，各界的期待都相当悲观。不少论者认为，目前中共的政治、外交处境比当年的国民党好得多，并不存在蒋经国解禁前夕那种危如累卵的内外压力与诱因，因此，中南海没有内在动因来推动政治制度转型。

　　此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短期看来是如此。

　　不过，从较长时段的潜在形势说，北京的真实内外处境并不比当年国民党强。人们只需看简单的三个实质性的参数：1、一个共产党国家，在柏林墙倒塌共产世界崩溃之后。2、一个集权专制政府，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民主化之后。3、一个因其执政导致七千万国民死亡，至今仍然隐瞒真相，严控国内外信息流通的政权。

　　有人自然会论及近二十年中国惊人的经济起飞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补偿，但不要忘记，当年台湾同样经济起飞，且是亚洲“四小龙”的佼佼者，人均收入远比今天大陆高，而贫富差距远比今天大陆小。因此，从较长时段和实质性的政治合法性而言，北京与世界现行的主流秩序的不协调性与八十年代中叶的国民党政权的不协调性是有其相似之处的。而当年台湾的威权统治者与当今北京的统治者，也都同样意识到了其制度的不协调性及其必然改变（否则不会大量送子女家属放洋欧美并置产），而作为成功改制的政治家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一“立功、立言、立德”的诱因他们也不会不意识到的。

　　因此，从台湾民间力量演进的历史经验看中国大陆民间力量与北京的博弈，比较其中的不同点与相似处，应当是饶有意味的。

　　很明显，二者类似之点首先在于，当局与民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民主化的动力，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源于历史上未曾解决的旧案“情结”：台湾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大陆则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冤案不结，民怨未了。

　　此外，目前大陆实际上的威权主义统治方式与两蒋时代也颇多类似：如：经济上日益走向市场化、国际化，有大量留学生去西方学习，亦有部分已经归国寻求发展；但当局仍在政治上严控新闻媒体，周期性时松时紧地镇压异议人士，禁止海外异议人士归国。

　　台湾当年美丽岛事件对反对派的军法与司法审判，使一批辩护律师破土而出。大陆近年为弱势群体、家庭教会和法轮功修炼者们辩护的维权律师出现，尽管危险极大，报酬极少，应者寥寥，他们毕竟堂堂皇皇地站出来了。这些律师在历史性变迁中，发挥了并将要发挥相似的民间的凝聚性和代言人功能（注7）。

　　当年台湾威权当局在在受到国际社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谴责与压力，而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于关系全球格局甚深，现在受到世界的关注更强，国际主流社会及其政治潮流的压力也更大。

　　然而，二者之间转型动力的不同之处也是不可忽略的。

　　首先，台湾有特殊的所谓省籍问题，即国民党政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非本土性，这给反对派增加了相当大的民意资源和正当性；而大陆并不存在这一问题。

　　其次，当年台湾当局对美国在实质上依赖太大，因而美国的战略动向对它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它在1972年与1986年的两次转型都有极强的被迫寻求生路的成分，而中国大陆由于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内部的回旋余地较大，因而受外部世界之影响并不及台湾大。

　　第三，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对峙与博弈，当年台湾由于地域狭小，并没有掺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相对单纯，阵线分明；而当代大陆，由于地域广大，利益划分层次复杂，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相互交织，形成错综复杂的对抗与结盟关系。

　　第四，鉴于台湾与大陆两者的经济起飞的内在逻辑和条件（初始产权状况、权力介入程度等）很不相同，致使台湾贫富差别较小，而大陆经济成长导致了极大的社会不公，极高的贫富不均（基尼系数已达临界值），弱势阶层的数量之众和被剥夺感之深空前强烈，成为非和谐社会的紧张之源。所谓和谐社会，其基本问题是：是公平游戏规则之下（法治）的竞争所达成的动态和谐还是在封闭压力下（人治）严密等级制的静态和谐？

　　第五，大陆政权仍存在共产后遗症，这使它对资源的掌控比当年国民党的掌控远为强大。因此，它可以调动权力和资源，分一杯羹给部分企业家和部分知识精英，从而结成所谓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利益集团统治联盟（当然三精英集团在联盟中地位并不平等），使政治权力的疏散和制衡之路更为艰困。

　　但是，当代大陆北京政权有一个根本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作为世界共产主义政体大败亡潮流中的勉力支撑的孤岛，实质上已成为刺眼的全球残存社会之一。它的实际公共政策和它的意识形态外壳的彻底分裂已经触目惊心，为世界历史所罕见。有鉴于此，其对信息禁锢的严厉，也是触目惊心，罕有匹敌。作为注定消亡的政治生存形态，它除了宪政民主转型，事实上别无出路。而当年国民党政府尚无如此严酷的意识形态非法性。这是北京不及当年台北的最虚弱之处。

　　信仰之争

　　就中国的民间社会而言，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与台湾当年单纯的政治反对派颇有不同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多元抗争力量的崛起，特别是其中信仰类群体的兴起与博弈，是大陆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又一不确定变数。

　　目前在中国民间社会，多元力量也已经开始交相激荡。由于组织政党受到超严镇压，在不经意间，信仰群体在中国底层社会的突然崛起，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人们注意到，在近几年，引起北京当局强烈关注的事件，几乎都与信仰有关。广义的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信众群体的迅速扩展，家庭教会的遍地燎原，他们与梵蒂冈及世界各国教会的精神联系，罗马教皇对历史上殉教的中国信徒“封圣”的事件，在在使这一日益广大的群体成为把中国纳入世界主流秩序的重要引导性力量。法轮功群体在1999年遭受镇压取缔之后的风起云涌，其信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长达六年多的练功抗议。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外的影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崇高的世界性声望。由于不满北京压制宗教自由，西藏第三号精神领袖，十七世噶玛巴活佛从西藏出逃到印度会见达赖喇嘛……。如此等等。北京绞尽脑汁的精密运作，最近发现自己挑起的这一“圣战”已超出了他们过去的经验范围了。北京动用政权力量强力镇压信仰者，但犹如用拳头打在棉花上，不起作用。信者软硬不吃。在中国国内，民间的“政法系”开始崛起，维权律师前赴后继，律师背靠宪法，以专业的法学知识和才能为凭借，维护信仰者的宪法权利。逐渐形成某种民间制衡力量（注7）。而当局人为地制造千千万万的“敌人”，把非政治力量变成政治对手，把宗教或准宗教问题化为世俗权力的争夺问题，把“良民”推到了政权的对面并责为“刁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亲手制造了系列冤狱，收获了遍野抗议，“按下葫芦起了瓢”。 其捉襟见肘之态，已引起国际舆论大哗。

　　信仰之争，或意识形态之争，比较起利益之争来，更不容易妥协。因为利益是个多少的问题，尚可讨价还价；而信仰，则是有无的问题，容易弄成零-和游戏。历史经验表明，信仰之争，只有在反复的惨痛教训中，在谁也吃不掉谁的旷日持久疲惫不堪的战争或争斗中，方有可能获得历史智慧。最后达成“我活你也活”的和平共存的共识，以及政教分离的智慧。

　　一系列信仰和准信仰的团体的坚韧作为及其影响的国际性扩展，将使北京当局愈益清楚体认到，过去的那种认为用暴力就能摧毁人们信仰的政策，现已证明是通向失败的“滑铁卢之路”。事实上，暴力只能制造“殉道者”，而“殉道者”正是信仰的催化剂和传播机。北京将会看出，使用赤裸裸的政治力量强行干预宗教，最终只会使自己在国际社会成为孤家寡人。历史表明，在社会大变迁时代，宗教或准宗教力量从来都是变动中的稳定的平衡的因素，对政治竞争中的有关各方都具有正面的价值。因此，吸取现代文明国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真正走上“信仰自由，宗教宽容，文化多元”之道，真正走上“政教分离”之道，才能消解中国社会里的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圣战”，摆脱宗教问题与权力问题的纠缠不清。

　　可以预期，经过一段政策实施的尝试及其教训，对于强力镇压和宽容共存两种方式所付出的代价的反复比较、权衡和评估，将诱导北京走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承认既成事实（认可宗教和准宗教团体事实存在）的政策，最后再从该政策走向制度化的宗教自由。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诱导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它与1986年左右的台湾以及1989-1991年转型前夕的苏联东欧有其相异和相似的成分。蒋经国当年在痛苦思考解严问题时，曾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这是所有欠缺统治合法性的当权者的肺腑之言。时间，在政治过程中是第一等重要的。看来，当年蒋经国先生对时间的政治判断和政治直觉是准确的。事实上，台湾近年来多次问券调查，询问1949年之后台湾的四位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在台湾人心中的历史地位，每次都是蒋经国领先，而且领先很多（注8）。因此，盖棺论定，蒋经国当年的解严决策，无论于公于私，都是正确的。那是一个双赢的政治决断。

　　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之路虽然还长，但客观而论，很多诱导性的因素不仅是成熟，而且如李慎之先生所言，已经“烂熟”了。问题是，这些烂熟的诱因，零星散落在不同的时间轴线上，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内外压力与诱导力，不足以使主政者产生“非变不可”的政治判断。因此，如何经由年复一年的顽强韧性的博弈竞争，积累资源，积累民间的筹码与力量，积累种种客观条件和诱因，并使之聚合在某一短暂时间段上，增加掌权者威权统治的成本，空出妥协的“双赢”空间——简言之，创造出那个“时间”：当局判断“镇压成本高于妥协成本”那一临界点。那一“时间”，虽然很可能起于一桩偶然事件，但放眼其背景，万紫千红的“诱导性色素”，已经充斥整个画面，一幅制度变迁的中国式“诺曼底登陆”的波澜壮阔的全景，已经呼之欲出了。只有在那时，我们才会知道，过去我们添加的每一笔颜料，都不是历史上的无用功。



（本文是2006年2月在悉尼召开的“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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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注1：Buchanan, J.M.，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注2：Seweryn Biale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FORMATION OF GORBACHEV’S REFORMS,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Colo.; Westview,1991) p.35
　　
　　W.W. Rostow,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TECHNOLOGICAL TIME WARP, in Daniel Chirot ed.,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p. 62

　　参见Jialin Zhang, “ CHINA’S RESPONSE TO THE DOWN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Essays in public polic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注3：参见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著， 丁柯译， 2005.《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California, USA, 博大出版社Broad Press Inc.

　　注4：地方跟中央的博弈，近日更有趋向白热化的迹象。珠海市委书记邓维龙近日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表示，《关于开发泛珠三角横琴经济合作区的项目建议书》已征求‘9＋2’泛珠三角各省区的意见，似乎地方有意联合各诸侯的力量形成一股对中央的压力。
　　 对温家宝“谋后而动”、“不可乱动”的指示，地方似是听而不闻，甚至接近“公然反抗”的地步。《香港商报》1月11日引述邓维龙指出，现时有一批项目正在引进，目前洽谈进展顺利。据报道，待横琴岛的统一规划出台后，项目引进工作会更加明晰。
　　（方德豪，“横琴发展定位：中央地方博弈不断”。 《亚洲时报》在线中文，2006/01/13）

　　注5：孙立平，“中国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人民网》2005年6月27日。

　　注6：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RISIS: DILI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注7：陈奎德，“中国维权律师与美丽岛案——从高智晟律师案谈起”。 《观察》双月刊，2006年1月5日，华盛顿，美国

　　注8：……15年来岛内媒体对历任总统的民调，他(蒋经国) 总是独占鳌头。蒋经国逝世15周年之际，民意调查显示，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的历任领导人，有45％的民众认为蒋经国对台湾民主发展贡献最大（其余是李登辉24％，陈水扁8％，蒋介石5％）；61％的民众认为经国先生对台湾经济贡献最大；50％的民众觉得蒋经国“执政”时代的社会风气最好。
　　——《华夏经纬网》，02/09/2003， www.huax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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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戴國煇，1999，台灣史探微：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還。台北：南天

　　Brzezinski, Zbigniew, 1989.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Brzezinski, Zbigniew, 1989/90. POST COMMUNIST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68(5): 1-10

　　Binder, Leonard, Lucian W. Pye, James S. Coleman, Sidney Verba,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ds. 1971.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吴国光与王兆军，1994，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解析十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台北：世界书局

　　刘晓波，2005，《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华盛顿，劳改基金会出版社

　　秦晖，1999，《问题与主义》。长春，长春出版社

　　孙立平，“中国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人民网》2005年6月27日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著， 丁柯译， 2005.《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California, USA, 博大出版社Broad Press Inc.

　　Francis Fucuyama, 1999,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Touchstone

　　作者：陈奎德，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