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分前后两期”说献疑：与何方先生商榷（下）

二

　　这篇短文本来只是为了澄清一些史实，但既然说到了这里，下面想提出几点个人看法，供何先生以及其他持相似观点的老同志们参考。

　 　第一，在革命与改良的关系问题上，经典马克思主义11并无前期后期之分，即是说，并没有前期主张革命而后期倡导改良的“转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 革命与改良都是可供采用的手段，二者皆取决于斗争的条件和需要。所以，与何方先生所想的不同，无论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的“前期”还是“后期”，都既能找 得到支持革命的主张，也能找得到支持改良的言辞（例如，马恩都大力颂扬英国工人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并曾给工联的活动以有力支持），甚至还可以找得到支 持资本主义发展的言论（例如，凡是遇到资产阶级为了“自由贸易”而反对封建贵族势力时，他们从来都对“自由贸易”予以支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看， 这些都毫不奇怪，也毫不矛盾，其所以如此，是由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所决定的。明乎此，不宜人为地划分出两个截然对立的时期，抑 前而扬后。

　　而且，何方先生一定要提出一个主张改良的“后期马克思主义”加以弘扬，其前提就是建立在含混的认识上的。在他看来，革命必 定与独裁相联系，而改良则会导向民主，这是对世界历史过程和民主起源的双重误解。可惜我在此不能对这个问题详谈了，要之，革命与独裁并无必然联系（例如， 请想想罗马尼亚1989年事件之后），改良也并非民主的前提条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民主之能否实现，取决于下层民众的力量和自觉意识是否足够强 大，这一力量和意识越大，民主化就越有保证，民众就越有条件不仅监管决策者和管理者，而且还能直接参加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在下层人民已经具备强大的政治活 动能力和对民主的明确需求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大多数人的革命，在正常情况下，事态的发展可能导向某种直接民主，也可能最后演变为间接民主，但并不会因此而 径直变成独裁。反之，如果民众参加政治活动的力量和自觉意识十分弱小，他们的命运就只能取决于少数决策者的决断，那时不论革命还是改良，都无法带来真正的 民主。马克思学说的特点是既主张革命，又主张民主——它所主张的革命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强大起来的全体工人阶级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在 取得政权之后，仍然是由全体工人阶级掌握权力的民主政体—— 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也正是这个意思。至于后来被搞得名声扫地、让人们闻而生畏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一部分人以无产阶级名义所实行 的专政而已，与马克思的主张是大异其趣的。

　　第二，苏俄布尔什维主义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两大流派，皆非马克思学说“正统”，而是在世界历史客观进程发展的作用下由“经典马克思主义”演变出来的两条不同道路。

　 　马克思学说要求对现实作最客观最精确的考察，正因此，马克思几乎穷毕生之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了精细入微的研究。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毕竟受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现实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看得过低了，对社会主义的到来估计过早了。这样一来，他们的学说便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挑战。从19世 纪晚期开始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在总体上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和自我调节的势头，这就必然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西欧社会民主主 义起初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同义语，但在面对现实压力时不得不逐渐采取妥协变通的方式，于是一步步脱离了革命的道路而最终在现代成为“体制内”的改良力量 （当然，与此同时它也极大地改造了资本主义）。这是客观历史演变的结果而非遵循或违背某种理论的结果。至于苏俄革命，则是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移 植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经典马克思学说视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而这就要求以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为基础。但这一学说一旦传入落后的、并无工 人阶级充分发展的俄国，虽然仍以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革命为旗帜，却不免演变为由革命家集团主宰领导的运动，布尔什维主义乃应运而生；而由布尔什维克这样的 严密革命组织指挥操控的暴动取得政权后，出乎意料而又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国外许多学者所称的Party-state system，以致最后建立起的是一个特权阶层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对社会实行全能控制的“新阶级”社会。苏联历史上的长期缺乏民主和专制独裁，都是由此演化 出来。在这里起根本决定作用的仍是历史本身而非个别人思想的疏忽。以读过或没读过某一篇马克思学说经典著作来解释这整个巨大的历史过程，在我看来未免过于 简单化。总之，无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还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都大大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对此我在许多年这样写过：“历史同理论相比，似 乎走了一条全然相反的道路。应当承认这一事实并在此基础上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就是说，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方法应用于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自身的矛 盾。”12不是依靠 “语录对照式”的简单批评，而是依靠历史唯物主义的启发，独立地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理解事情的本质。

　　第三，当代中国需要民主化。但这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从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中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不需依靠穿凿附会、托古改制的办法。

　 　20世纪以苏联为典型的“现实社会主义”，内在地具有非民主的特征，这是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这一所谓“苏联模式”，固然可以在一定时期、一 定范围内实行对人民大众有利的政策和措施，也可以快速推进现代化，但它的致命缺陷在于一切社会公共事务均由一部分人实行“代管”，从而或早或迟地导致国家 成为与社会相脱节的异己力量。这种社会主义，我曾称之为“无社会的社会主义”。由事物的本质所决定，当着它实行计划经济时，无法不表现为领袖和官僚意志之 下的计划，而一旦转为市场经济时，则依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即可轻易地转化为官僚主义者控制下的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要想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就需要民 主，以便通过人民的监督和直接参与来防范官僚主义的危害。在这整个过程中能够从民主制度中得益的是人民大众，官僚主义者则本能地厌恶民主；在这里起根本决 定作用的是人们的经济利益而不是思想认识和道德观念，民主化的根本途径也要依靠社会的独立、强大和自我意识的加强去获得，民主的未来只能从这一“粗糙的现 实”的作用而不是从思想的说教中成长起来。

　　但思想界在这个民主化进程中并非无事可做，而是可以发挥积极的“酵母”作用，以理论的努力 积极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步。为此就需要对全部问题作深入独立的探讨和反思，通过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析去了解各自的立场与需求，为争取民主化的道路确定坚 实的理论基础；而这又需要对历史的真实进程进行严谨的研究，寻找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所包含着的复杂规律性。不此之图，仅仅求助于从思想到思想，寻章摘句、断 章取义，固然可以因其简单易懂而暂时得到学术修养不足的人们的喝彩，但我担心这样做无助于真正阐明问题的实质并把人们的认识提高一步。马克思学说的最大特 点是努力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建立于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主观情感之上，我以为正是这一方法论而不是某些臆想出来的缺乏事实依据的“晚期思想”，才是如今 对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仍有帮助的东西。逆耳忠言，惟诸君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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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拙文曾由《炎 黄春秋》2011年第11期刊出，但除了标题被改动之外，留下的仅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本是正面阐述作者观点的，却被编辑一字不剩地删掉了。这样一来，半 篇文章所产生的效果便大出作者本人预料。例如有些读者来信称赞说，我澄清了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不曾放弃暴力革命的事实，证明了对这一学说今天只能彻底抛弃， “不要心存幻想”！对于这些读者，我的回答是：首先我推荐您读读本文全文，那时您将会看到，我对您的表彰，只有敬谢不敏。我还希望您对马克思学说连同整个 世界历史彻底研读一番，并真正用自己的头脑做一番彻底思考，然后再决定它是否应该彻底抛弃。另有坚持恩格斯“晚年大转变”说的论者，一看到拙作的不同看 法，就断言这是为了“符合上面的意图”而写出来的。我没有兴趣与之争论，要是我只能用恶意去理解不同意见的话，我就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完全输掉了。有读者指 出了拙文的一处笔误，这是要特别感谢的。

　　何方先生是前辈，我虽未见过他，但对他始终怀有敬意。本文写成后，曾由郑异凡教授转何先生读过。面对我的不客气的批评，何先生的答复，内容虽短，一片至诚，令人感佩。今附于后：

　　异凡同志并转张光明教授：
　 　我完全同意张教授的批评和说明。我在受命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想到用点马恩学说以增强说服力。糟糕的是，并没有查阅马恩文献，包括恩格斯的《导言》。而只 是靠六七十年前在延安学理论留下来的一点印象，就是：马恩学说与时俱进，后期对前期有很大发展，也有不少修正。这种靠多年前的印象谈理论问题，既不严肃， 也必说错。为正视听，建议张教授的文章公开发表。专此奉达，并盼珍重！
　　 何方　8月14日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91页，黑体字原有。
② 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重排本，第675页。
③ 严格说来，也并非新的，此前他已经在不少文章中谈到这些看法了，此处不赘。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2页，黑体字原有。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3-424页。
⑥ 附带说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原作里，“共产主义”通常指的只是把生产资料转归社会公共所有，这与我们后来关于共产主义是遥远的未来之美好大同理想的解释在意趣上是不同的。
⑦ 这个新观点近年来在网上广泛流传并获得了不少呼应，却很少有人指出其中的误解。其所以如此，盖由于人们大都缺少独立研读原著的耐心，而了解事情真相的学者 往往又不愿意公开说话。笔者现在忍不住想进一言：朋友们，这样做是走不了多远的！当年的“影射史学”曾经把学术弄得名声扫地，殷鉴不远，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尽管你们现在的目的完全不同。目的的崇高并不保证手段的合理，不合理的手法却可能让崇高的正剧化为笑剧。
⑧ 《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⑨ 全文直到1924年才由梁赞诺夫发现并予以发表。
⑩ 可参见列宁1895年赴奥地利、德国和瑞士期间的多封家书（均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3卷）。
11 就本意而言，我更愿意使用“马克思学说”一词，以区别于后来广泛使用的“马克思主义”一词，此处不详述。
12拙作：《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张光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