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在我去国前夕，有一位朋友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作了精辟的概括：“江泽民时代，把异议人士关进监狱；胡锦涛时代，用酷刑折磨异议人士；到了习近平时代，则可能是大规模的杀戮。”对于即将到来的习近平时代，我不抱乐观的估计；对于即将结束的胡锦涛时代，其重要的特征确实是在“维稳”的旗号之下滥用酷刑。但是，滥用酷刑真的能够成为胡锦涛的救命稻草吗？
当一个政权只剩下暴力的时侯，就是其末日临近的时侯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夕，我被秘密警察绑架并遭到酷刑折磨。次日，前来与我会见的一名自称姓于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国保总队总队长，假惺惺地说：“我们不主张暴力，如果一个政府只懂得使用暴力，就说明它不得人心。”
未来有一天，这个姓于的官员终将站在法庭的审判席上说出所有的真相来。这个瘦高个、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官员，身上有一种康生式的阴冷之气。刘晓波曾经给我讲起过这个人，他称之为“小于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刘晓波多次遭遇非法软禁、抄家等，很多次都有这个“小于子”参与。当时，“小于子”还是一个不入流的科长。十多年以后，刘晓波依然是刘晓波，而“小于子”脱胎换骨成了北京市“克格勃”的最高长官。谁能想到这个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的、其貌不扬的家伙，会是手上沾满鲜血的恶魔呢？
胡锦涛时代，国保部门逐渐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机构和预算以火箭速度增长，且凌驾于其它执法部门之上，堪称“法外之地”。面对中国社会日益激化的种种矛盾，胡锦涛不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不敢从根子上解决之，而是信任和纵容国保的暴力，以暴力来达致“维稳”之目标。于是，如同饮鸩止渴一般，这杯毒酒越喝越渴，国保的暴力不断升级，而胡锦涛本人也被这条大毒蛇紧紧缠住而无法自拔。
“六四”之后，在江泽民时代前期，中共当局对暴力有所收敛，比如因“六四”入狱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没有受过酷刑折磨。而江泽民时代开启了此后滥用暴力之门的事件，是对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这一迫害一直延续至今。在江胡权力交接之际，有的群体还对“胡温新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采取“反江不反共”、“打江拥胡”的策略，胡温出访西方的时侯，甚至有人去现场打出拥护胡温的标语。然而，他们的梦想很快破灭——从底层崛起的胡锦涛，比江泽民更为隐忍、阴险与残暴，掌权后，并没有改变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而是萧规曹随，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胡锦涛滥用暴力的第一阶段。
胡锦涛滥用暴力的第二阶段，是对以高智晟、李和平为代表的维权律师群体的酷刑折磨。也许是因为中共当局看到台湾的律师群体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台湾党外运动的中坚力量，不是文化人和学者，而是律师群体。在陈水扁时代的阁员当中，有差不多一半的人都是当年“美丽岛”事件中辩护律师或受刑人。而在中国近年来涌现出来的维权律师群体中，有一些人确实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诉求和从政欲望。在一个民主国家，参与政治、竞选公职是公民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利；但在一党独裁的中国，中共对这种“吾可取而代之”的意愿如芒在背。再加上律师精通法律程序，很难用常规方法制裁之，故而当局不惜采取暴力手段阻止他们继续往前走。
胡锦涛滥用暴力的第三阶段，则是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对我和范亚峰的绑架和殴打。选择对我下毒手，是因为我与刘晓波是最亲密的朋友，当局对刘晓波获奖恼羞成怒，遂在我的身上泄愤；选择对范亚峰下毒手，是因为他是维权律师群体中政治化倾向最强的人，故而与当局的冲撞也最为剧烈。然后就是二零一一年春的茉莉花风暴，中共对滕彪、江天勇、唐荆陵、唐吉田等多名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实施了秘密抓捕和酷刑折磨。有人被捆绑在一个铁椅子上，前面用空调冷风吹，后面用火炉烤，使得受刑人很快便患上严重的肺炎，甚至一度生命垂危。
暴力短期内颇见效果，遭受暴力摧残之人，多半被迫沉默。然而，暴力的负面作用将一天天发酵。官方滥用暴力，必然刺激民间以暴力反弹，由此官民冲突愈演愈烈，中国和平转型的可能越来越低。
暴力猖獗是因为胡锦涛的极度不自信
胡锦涛为何会选择暴力治国的这条不归路呢？
首先，是因为中共的文宣系统已经失效和失败。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失去了“唯我独尊”的合法性。毛泽东曾经对中共夺取与掌握政权的秘诀有六个字的概括：笔杆子和枪杆子。前者是意识形态、文化宣传、谎言洗脑；后者是武装力量、秘密警察、专政机关。“六四”之后，中共失去了笔杆子——作为一种“亚宗教”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随着“六四”的枪声而灰飞烟灭，虽然中共饥不择食地祭出孔子、儒家、传统文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招牌，却再也无法欺骗大多数民众了。
从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的素质来看，如今再没有毛时代的一流人才了。毛时代掌控文宣的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人，个个都是才华横溢的秀才；而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掌控文宣的丁关根、李长春、刘云山，则个个都是胸无半点墨的庸人。意识形态部门的最高长官尚且如此，基层干部的素质可想而知。加之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官方的谎言再也无法一手遮天。民众对官方发布的消息，常常是翻译成反面的语言来接受。
其次，胡锦涛出身于共青团系统，是毛泽东时代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其思想僵化，性格阴冷。他不是朱镕基式的技术专家，而是除了整人之外一无所长的党棍。他的升迁，靠的是谨小慎微、见风使舵。胡锦涛在地方任职期间，从未有过在沿海开放地区工作的履历，而一直在西藏、贵州等内地偏远省份煎熬。所以，他对世界文明的主流和民主大潮毫无认知，且充满嫉恨。
胡锦涛在西藏担任一把手期间，是以冷血屠夫的面貌，让邓小平的眼睛为之一亮，觉得他是比“妇人之仁”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更值得信任的、心狠手辣的“隔代接班人”。担任党魁之后，他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建议，一意孤行地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圈到手中的民脂民膏。他以“和谐社会”为标榜，“和谐”的背后却是暴力维稳的血淋淋的现实。一旦其统治遇到挑战和危机，他的本能反应就是暴力镇压，而非民主协商。因此，网友将“和谐”一词改为同音的“河蟹”，胡锦涛在网络上亦被讥讽为横行霸道的“河蟹大帝”。
对于以胡锦涛为首的九人帮而言，当他们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自信心之后，迷信和迷恋暴力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一种无奈的结果。主管政法的政治家常委周永康，原本是江泽民提拔起来的人，到了胡锦涛时代之后，才算是将暴虐的才华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同一条狼犬，在不同的主子手上，有不同的表现。
原来，中共的党魁如毛泽东，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以风流人物自居；如今，中共的党魁如胡锦涛，两只手都紧紧握住一把枪，一有风吹草动便开枪射击。
胡锦涛会是下一个穆巴拉克吗？
滥用暴力，可以让中共的统治永久维持下去吗？
埃及便是前车之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以战斗英雄蜕变成独裁者，原以为自己可以做终身总统到死，并将总统的职位传给儿子。他却没有想到，滥用暴力成为其垮台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年仅二十八岁的萨伊德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港的一个网吧被两个便衣警察殴打致死。萨伊德在便衣到网吧抓他的时候，坚持要他们出具逮捕证，说你们不能随便抓人。这些便衣长期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哪里会将这个年轻人的抗议放在心上，不由分说，对他进行了一场劈头盖脸的毒打。萨伊德很快被毒打致死。
在秘密警察看来，像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头百姓的死亡，在埃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会引发后续效应。没有想到，这一次，萨伊德被强行殴打致死的照片迅速被放到网上。生前看上去温文尔雅、热爱生活的模样，和死后惨不忍睹的照片，并列放在一起，形成极大的反差。埃及的网民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Facebook、Youtube等社交网站，表达了强烈的义愤。这期间，有人以“我们都是萨伊德”为名，在Facebook上建立一个平台，并且通过阿拉伯语和英文两种语言对人们说：不能再沉湎于这种可悲、可怕的现实了。
于是，人们组织起来，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穿黑衣上街，为萨伊德静默致哀。然后，在八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到五点半，民众再次上街，高呼反酷刑、反戒严法的口号。再后来，就是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让世界瞩目的大游行。在那次游行集会上，有抗议者说：“不管你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还是无神论者，你都得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争取到属于我们的权利！我们不会就这么沉默下去！”
曾经稳如磐石的穆巴拉克政权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萨伊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穆巴拉克终于被关进了铁笼子里。那么，今天在台上长袖善舞的胡锦涛，其下场会比穆巴拉克更好吗？中国不是没有萨伊德，孙志刚就是萨伊德，唐福珍就是萨伊德，钱云会就是萨伊德，薛锦波就是萨伊德。一个又一个的萨伊德死去了，但每一个死于酷刑和谋杀的公民都不会白白死去，他们的死亡必将撬动独裁政权的基石。也许，当那一刻到来的时侯，胡锦涛想求得穆巴拉克的命运而不可得，而只能与卡扎菲同居并穴。
胡锦涛在西藏的镇压中曾经身穿军装、头戴钢盔、亲自上阵，但他并没有真正当过军人，并没有真正上过战场。比起曾经亲自驾驶战斗机的穆巴拉克来说，胡锦涛只是一个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家伙。在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穆巴拉克，尚且被民主大潮冲垮、被军队抛弃；从未有过半点战功的胡锦涛，试图以暴力恐吓所有的人民，其结局必然是自己也成为暴力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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