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王子的心痛录

驻东京的各国外交官和情治人员，正在热读一本书：《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原日本驻俄罗斯外交官、外务省情报局分析官，后因被认为是一场“国策调查”的官司而被迫“转型”为畅销书作家的佐藤优惊呼：好厉害的一本书出炉了！

这本于1月19日紧急出版的书，首印3万册，很快售罄；10天之内加印到第4刷，发行15万册，势头超过两年前村上春树的《1Q84》，成为年内第一大畅销书已基本无悬念。据作者透露，该书韩文版不日即将推出，英文版正在紧锣密鼓地翻译，大陆以外的中文版事宜似亦在交涉。

如此之猛的出版“异象”，宏观而言，折射了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事务的无奈与焦虑；微观而言，从读者的构成来看，女性读者占了三成，而过去关于朝鲜问题的书籍，绝大部分为男性读者。巾帼的登场，被认为是因为该书充满了类似韩剧中家庭骚动的要素。同时，对日本文化情有独钟、曾多次持伪造护照偷渡日本的“寂寞王子”金正男身上的“人间味”，不仅成功颠覆了此前被媒体妖魔化了的形象，而且，在众多女性读者的心目中，开始形成了某种类似裴勇俊似的偶像光环。连他过去喜欢光顾的东京的饭店、酒吧也跟着沾光，想不火都难。

还有一点需特别指出的是，尤其是对诸如外交官、情治人员等“专业人士”来说，该书的及时性和时效性显而易见——金正男与作者最后一次通信是在2012年1月3日，这无疑是解读朝鲜国内形势和高层心态的“现在进行时”文本，其弥足珍贵自不待言。

在澳门、北京的三次访谈（累计超过7小时）和逾150封以上的电子邮件通信构成了书的主体，作为日主流大报政治记者、资深朝鲜问题专家的客观描述和背景解读穿插其间，既有坐过山车般的惊心动魄，又不失知识性的连贯，读来张弛有度，饶有趣味。

2004年9月25日，时任《东京新闻》驻北京特派员的本书作者五味洋治（Yoji Gomi）在首都国际机场，等待来京出席关于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的日朝交涉的朝方首席谈判代表宋日昊抵达，却不期然邂逅了乘同一航班抵京的金正男。包括五味在内的来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共同社等日本六大媒体的记者立即追赶上去，对正走出机场到达大厅，去停车场准备搭乘出租车的金正男用韩语进行了随机采访。金仪表整饬，态度谦和，面对记者的采访，不紧不慢，从容应对。因主要任务是采访宋日昊，六位记者未继续追踪，在金正男钻进出租车之前，分别递上了个人的名片（其中一位某通信社的记者觉得自己不谙韩文，即使来了邮件也看不懂，故未递名片）。

不料，两个多月后的12月3日，当初递过名片的五位记者同时收到一封发自韩国版Yahoo信箱的、署名“金正男”的措辞谦恭的电子邮件：

您好！我是金正男。9月25日，在北京首都机场相会，很高兴。岁暮年初临近，祝您健康与幸福。

12月3日

金正男拜

对此，五味记者将信将疑，但不愿失去这唯一的线索，便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共和国（朝鲜）问题素有兴趣，也曾访问过金刚山和平壤，望对方提供一个交流机会的愿望，并附上了自己在北京的联系方式（手机）。

以次为契机，开始了与金正男的通信。金最初的几封邮件，均是致五位日本记者的。但随着交流的深入，逐渐变成了与五味的单独通信。因为在交流过程中，他发现五味记者对朝鲜的理解最深，不带偏见，且对他的报道最准确、到位（五味在征求对方同意之后，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东京新闻》上以报道的形式陆续披露一些信息，而有关报道则由居住在日本国内的朝总联方面的人士译成韩文后提供给了金）。五味也极其慎重，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良心出发，力求客观、公正报道，拒绝了韩国国家情报院等第三方机构的介入（请求“协助调查”）。从通信，到通信中断（长达6年之久），到恢复通信，直到在澳门、北京的面对面接触、采访，乃至在北京某个象征中国发展成就的顶级高层酒店的顶层酒吧深夜喝酒，不仅初期对金正男身份的怀疑完全冰释，且作者得以最大限度地深入对方的内心世界，在探求这位长期羁旅海外的流浪王子身世、经历的众多谜团的同时，力求窥视朝鲜这个对外部世界来说密如铁幕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运作机制、政治游戏规则及民众的生活实态。毕竟，朝鲜之成为“普通国家”，有必要让国际社会看到其真实面目，而澄清围绕第一家族——金正日家族（Royal Family）的种种传说，则是建立朝鲜“镜像”的第一步。对这种努力，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金正日总书记膝下有三位公子：长子金正男、次子金正哲及三子金正恩。正男是金正日与第二位夫人成惠琳所生，正哲和正恩则是金正日与第四位夫人高英姬所生。“金总书记殁后，三个儿子的前途明暗已见分晓：正恩氏作为接班人，包揽父亲的葬礼事务，升任军的最高司令官。北朝鲜的《劳动新闻》赞扬说：‘正恩同志，就是正日同志。’”“可另一方面，无论是长子正男氏，还是次子正哲氏，从国家治丧委员会的组成名单中均无从发现其名，已完全被当成了‘枝叶’。正男氏好歹得以暂时回国，且很可能见到了父亲的遗体，却似乎未被允许在平壤长时间勾留。至于正哲氏，被认为迟早得去国外生活。”（p8）

正男对其父的感情很复杂，混杂了尊敬、失望、恐惧等各种情愫。幼时的正男，颇受父亲溺爱：作为去医院接受蛀牙治疗的奖励，被赠送一辆进口高级轿车；被带到父亲的办公室，坐在其座位上，听他说“那儿就是你的席位”，等等，总之是作为宝贝公子被抚育成人；赴瑞士留学时，父亲竟伤别而泣；羁旅海外的日子，每逢生日，父亲会亲自打来国际电话庆生……“但是，我去留学以后，异母兄弟正哲、正恩及妹妹出生，父亲大人的爱情好像开始向弟妹们倾斜。”“我完全成长为资本主义青年，回到北朝鲜时，父亲似乎对我有所警惕”，“大概是我背叛了父亲大人的期待吧”。（p170）

作为长子，留学时代的正男，在海外度过了自由的时光。但其回国后的“叛逆”，则引起了父亲的警觉，从而缩短了正男的弟妹们海外留学的时间，使他们与当地友人的交往等行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正男回国后，很苦闷，“每晚泡在高级饭店的酒吧里喝酒，造成了一些麻烦，也曾遭到父亲的严厉呵斥。”回首当初，他说：“现在，我反省了，确实做了理应受到呵斥的事情。”（p19）

但纵然如此，他仍认为：“我觉得父亲的爱情仍在持续。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原本就是时坏时好，只是人生的境遇不同而已。父亲是领导人，而我则在外部自由行动。父爱并未改变。”（p18）“父亲严厉归严厉，但用情甚深，是深度思考北朝鲜未来的人。可纵然如此，有时也未必能很好地转圜。这对他本人来说，是非常遗憾的”；其责任“在于周围的环境和辅佐父亲大人的那些人实力不足。因为其周围净是些只会阿谀奉承之辈，使父亲大人的形象受到了伤害”，其庇护父亲的姿态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08年，金正日因中风而病倒，正男亲赴法国，带脑外科方面的专家医生赶赴平壤为其父治疗。彼时，正男已然漂流海外多年，但仍不失作为“为人子者”的极为普通而柔软的一面。

不仅如此，五味认为：“基于自身的海外留学经验，从少年时代起，便目睹西方诸国发展的金正男，是北朝鲜少数的开明派”，“在其父绝对权力笼罩下的北朝鲜，（金正男）是对国家应有的姿态提出疑问、就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向父亲一路谏言的唯一人物”。（p10）

多年以来，金正男对朝鲜政治的大胆谏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接班人制度问题，二是关于改革开放问题。前者，他认为“父亲原本就是完全不考虑接班人的类型，况且他自己也说过不让第三代世袭的话。这话我记得曾亲耳聆听过，正哲、正恩应该也听过，说是要搞三代世袭的话，就会毁掉自己父亲（金日成主席）的业绩”。（p123）“在中国，连毛泽东（主席）都未曾涉足世袭。也可以说正因此，国家才发展起来的吧。相反，现在倒有种担心：世袭将导致北朝鲜国力的衰落。”（p108）

“三代世袭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念。之所以做此选择，我觉得是因为存在北朝鲜特殊的内部要素。因为有此要素，为了实现内部的安全和顺利继承，大约只有实行三代世袭之一途。北朝鲜内部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是基于这种理由，北朝鲜实行三代世袭的话，如此选择亦可谓是北朝鲜的角色使然。”（p108）就是说，虽然从理念和出发点上，金正男反对三代世袭，但同时也承认其父最终“不得不”推动该措施的现实合理性。

至于说中方的态度，正男则认为：“中国的原则是不干涉他国内政。与其说中方承认世袭，毋宁说它支持了北朝鲜自己所选择的、稳定的权力继承构图，才是正确的。”（p109）从身世、阅历及多年来海外媒体披露的信息来判断，正男之不同意三代世袭，确乎不仅仅是自己被“废储”后的激愤姿态，而是其父早年的教诲及自身的开明思想使然。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金正男对北朝鲜的自我封闭的做法抱有强烈质疑。由于青年时代长期在海外学习生活的经历，他对自由经济有深深的向往和执着的信念。他认为，“北朝鲜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只能靠一边维持社会主义体制，同时推进经济上改革开放的中国式做法。”（p20）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说：“为改善民众生活计，关注改革开放正当其时。”1996年前后，随着出入中国日益频繁，他痛感朝鲜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自由经济思潮在精英层中也有所抬头，在少壮派中不乏支持者。金正男抓住机遇，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大胆试水，在平壤市中心成立了“光明星总会社”，尝试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革。可殊不知，“改革开放”是父亲最忌讳的词汇，每每就此谏言时，必惹老人家震怒，遑论付诸行动。在金正日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简直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结果，金正男的改革尝试被定性为“资本主义扩大事件”，受到整肃，身边人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限制行动，正男本人则被迫离开经济部门，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保卫部（朝鲜的秘密警察组织）副部长，其用意再明显不过。该事件使正男进一步意识到父亲思想的封闭性和朝鲜意识形态的执迷不悟，开始对国内环境感到失望，决心移居海外。

对于朝鲜今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可能性的问题，正男持悲观看法，“我觉得已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改革，经济的破产就在眼前；改革的话，又会招致体制崩溃的危机。而进退维谷间，时间就过去了。我听说，2006年，以张成泽氏为中心，曾认真检讨过导入中国式改革开放路线的事宜。”（p121）言外之意，朝鲜改革开放已成“过去时”。

金正男对朝鲜两难困境的体察，显然是基于其海外经验，特别是在中国长期生活的体验（1995年至2005年上海的发展对他刺激很大），其证言反证了海外舆论对朝鲜所谓“改革开放”的一个猜测：改革开放确曾被权力“检讨”过，甚至有过若干试点（如新义州、开城特区），但最终被Pass了，乃至朝鲜至今没有出现中国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从正男对父亲的几次大胆谏言看，他明显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旗帜鲜明地反对三代世袭和主张改革开放的立场，被认为挑战了其父的权力。可以说，这正是注定了这位被“废储”的王子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2009年4月，金正男在平壤的活动据点“特阁”（一座别墅）遭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搜查，内部工作人员被捕（被韩国媒体报道为“特阁袭击事件”）。据悉，该事件的矛头针对正男，背后策划者正是被父亲指定为接班人的金正恩。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据说从那以后，金正男开始在回国的问题上“自肃”。

作为日本记者，五味洋治自然关心金正男2001年被日本政府强制出境事件。2011年5月1日，四名持伪造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护照的朝鲜人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以非法入境嫌疑被拘留，其中的成年男性被认为是金正男。关于入境目的，金正男说是想带家人去东京迪斯尼乐园参观。但日本媒体有各种猜测，如武器交易说，有的说IT专家金正男准备去电器街秋叶原视察，等等。对此，金正男坦陈道：“彼时，北朝鲜流行用伪造护照去海外旅行。这固然不是什么好事，但用北朝鲜护照，能去的国家有几个呢？我出事以后，这种恶习在北朝鲜就没有了。正恩确实也曾使用巴西护照去过日本。”（p122）

5月4日，男子一行四人，在三名日外务省官员的全程“护送”下，被强制出境，乘全日空航班从成田机场飞抵北京。四人乘头等舱，为安全计，航班的二层公务舱整个被包下，只有三名日本官员乘坐。此事令金正男感触极深：虽然涉嫌违法，被日政府强制出境，但整个应对过程却相当人性化。“承蒙负责我的案件的日本外务省两位人士（举出了实名——作者注）的关照，表示感谢。从茨城县的设施出发至机场，搭乘巴士，一路上他们一直为我拉着帘子，直到最后才曝光于媒体。但作为民主主义国家，日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我是理解的。”（p122）

金正男原本就喜欢日本文化，以前也曾多次赴东京旅行，在新宿的餐馆吃烤肉，在赤坂的酒吧喝酒。此番“事故”，不仅没有抵消其对日本的好感，反而更添了一重尊重。这大约也是他把长篇采访的机会给日本记者的理由之一吧。

金正男与五味记者通信最频密的时期，是2010年年底。彼时，金正日正式确立了接班人，正男对此痛心疾首。一方面为了表达自己一贯的对三代世袭的反对态度，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以期在未来可能的政治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正男对方方面面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并认可了作者的出版计划。他显然把五味记者的采访及两人的通信，作为自己唯一的信息发布渠道，借此维系对朝鲜国内及国际社会的“互动”。

金正男礼仪周到，有信必复。且基本不回避问题，对那些一时难以答复的敏感问题，则明示不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贵为“王子”，他却有普通人的正常情感，且从来不吝表达，如对作者在生病时的问候，对日本震后核辐射问题的关切，等等。虽然就事论事地说，此采访项目在本质上是西方媒体的政治记者对政治人物的采访，但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的获得，都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发生一定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结果。


对笔者来说，用整整一天的时间读毕此书，真有“一卷读罢头飞雪”之感。漂流王子的真情告白，即是金正男个人的心痛录，又不失为一把理解朝鲜国内现状的钥匙。

 《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父?金正日と私　金正男独占告白」）

五味洋治 著，（日）文艺春秋社2012年1月19日第1版

作者：刘柠，《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