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6日星期二

鲍盛刚:中美关系的收益与成本分析


  中美关系有三个层面,只有理解这三个层面的关系,我们才能比较清楚地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第一层面,中美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导致中美实力变化的根本原因。第二层面,中美两国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关系是互利的,表现为美国创造,中国制造,全球消费的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第三层面,中美互利的经济关系在收益与成本方面,由于两国以及两国内部分配是不均衡的,所以导致有人支持和有人反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表面上看,中国是中美关系最大赢家,美国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得到的就是美国失去的,所以中国支持两国关系的发展,而美国反对。从美国内部来看,美国跨国公司是得益者,但是成本却由中产阶级和政府承担,所以跨国公司支持中美关系发展,中产阶级和政府反对。

  中美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双方实力的变化是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美国和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中国崛起中的最大受益者。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是主要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它们找到了廉价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中国成为它们在全球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同时也是最大的潜在市场,成为它们全球利润的主要来源,它们不仅避免了规模缩小或破产的厄运,而且得以扩大和发展。如果中国不存在,许多美国公司将倒闭,或者根本就不会出现。根据统计,美国公司海外盈利大大超过其国内盈利,2008年美国海外企业盈利是9560亿美元,国内企业盈利是5320亿美元,海外企业盈利是国内企业盈利的1.8倍,美国庞大的跨国公司在海外,主要在中国再造了一个美国。其二,中国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商品,事实上是中国人在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打工,以换取低廉的工资。其三,欧美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可以更加专注于高端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中国是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得益者,但是其代价和成本巨大,事实上中国是为美国跨国公司和美国消费打工。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确确实实成为中国崛起的第一推动力。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结束了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2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代价和成本巨大,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状况,但中国的GDP反映的不是中国一国的经济实力,它反映的是一种合力即中国加上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共同创造的GDP总量,其中一半是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创造的,所以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GDP应该除于2。另外尽管中国出口总量很大,但60%为跨国公司主导。其三,尽管中国GDP总量已为世界第二,但是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多美元,居世界100位以后,相对于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的十二分之一,大约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整个崛起过程,中国是被剥削了,一是劳动力被剥削;二是能源遭到空前透支消耗;三是环境被极大的污染。事实上中国是一个中外合资股份公司,在这个股份公司里面中国只是一个小股东,所以他所得到的分红也是占小部分,跨国公司为大股东,所以他们赚取了利润的大部分。如一台600美元的IPHONE4手机,苹果公司要赚到360美元,而中国组装企业只得每台6.54美元的酬劳,苹果公司获利为60%,正是如此大的利润空间导致大量欧美公司迁移到中国,作为他们未来利润增长和公司发展的希望,GDP在中国,但是利润却在美国,显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过去关于GDP和贸易的计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了。

  那么美国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收益和成本是如何分配的呢?美国在中国所获得的利益分配是不平等的,主要利益集团是跨国公司和华盛顿的精英,而与此相对,成本却由中产阶级和政府承担。由于本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导致产业空洞化。产业空洞导致美国和西方失业率急剧上升,大批中产阶级失去了工作机会,生活每况愈下。由于美欧跨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而产品的终极目的地依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由此导致美欧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贸易逆差加剧,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欧国家消费越来越依然于从中国的进口。最后,美国和西方国家陷入消费型国家的困境,更多的消费和更少的生产,导致目前债务危机的爆发。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涨起来,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而中产阶级因为工作的流失趋于贫困化,形成了所谓1%与99%对抗的社会结构,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资本贪婪的怨恨与无望的反抗。

  由于美国内部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收益与成本的分配不均衡,美国跨国公司和政治精英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中产阶级和为了在竞选中捞起选票的政客反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将美国自身的问题归于中国。首先,认为大量跨国公司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移至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致使欧美本土就业市场的萎缩,失业率高居不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抢走了发达国家的工作机会,事实上这些企业若继续留在欧美本土,迟早也会被淘汰。其次,认为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逆差上升,致使欧美国家贸易赤字,财政收入锐减,失业率剧增。事实上,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于跨国公司在海外加工生产而产生的加工贸易,但在实际中,这种流向被夸大成来自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威胁,因为贸易逆差,美国丧失了100万个制造业工作,进口产品把美国工人挤出了高工资工作岗位,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侵蚀了美国制造业的根基,来自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已成为对第一世界经济体的一种威胁,或许是最大的威胁。其三,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被西方国家渲染为是一些骗子在靠不公平贸易牟利,他们偷走了我们的设计,我们的专利,还操纵汇率以压低价格。

  美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其全球战略目标是维护其全球第一的地位和利益,所以中国的崛起,不管是何种原因,是美国不能容忍的,这就决定了中美走向对抗的必然性,美国在战略上转向和锁定亚洲和中国,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对于中国来讲,美国的冷战思维和现实主义进攻战略也成为其和平崛起的主要外部威胁。但是另一方面是中美如果走向全面对抗和战争,两国都将蒙受损失,不可能使得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因为目前中美关系不同于1914年前德国与英国的关系,也不同于二战前纳粹德国与其它欧洲国家的关系,更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双方从事一场零和游戏,目前中美关系不是如此,中美经济紧密相连,一损俱损,事实上美国要遏制中国根本不需要航母和任何军事打击,只需要把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撤回美国即可,或者禁止中国制造出口到美国,显然美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美国的问题是其战略思想依然停留在冷战时期,美国推动了全球化,但是美国自己却没有准备好。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显然与历史上以国家为唯一主体的国际政治是不同的,尽管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但是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中美两国的冲突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之争,但是它更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冲突,中国面临的挑战体现了全球经济要面对的所有挑战,所以中美两国的冲突如何解决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更将取决于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模式的建立,因为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无法理解中美的冲突,也无法解决中美两国的冲突。

作者:鲍盛刚,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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