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授权，明镜历史网自即日起，选载《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部分篇章，以飨读者。这里刊登该书第十六章“调到北京工作”。小标题均为本网编辑所加。
《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第十六章 调到北京工作(续）
离职学习
子：你到总后工作了才两年多，就去学习了。
父： 这次我又回到后勤岗位上，很是感慨，此时后勤工作和我原来在红军和八路军作的是不同的，和解放战争时期也不同。那时我军是就地取材、由人民群众直接支援， 百万民工跟在大军后面用小车把我们“推”向胜利。而现代战争是依靠远距离补给，朝鲜战争是我军第一次尝试，洪学智是亲身经历者和领导者。1956年春节时 我们俩一起去向彭德怀拜年，我向彭总提出：“老洪应主持总后工作。后勤主要靠平时抓紧，才能打好基础建设好。”彭德怀很注意我的话，叫我仔细说了我的想法 和道理。他听得很认真，边听边点头。彭德怀是个爽快人，当即说：“我同意老邱的意见。待我和黄瞎子（黄克诚）商量一下就定下来。”
子：洪学智主持总后工作，你的担子就轻了。
父： 周恩来把几年前要调我到国务院的建议又提了出来。他和彭德怀、黄克诚商量，要我出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参与统管全国经济工作。但没想到我不想“当官”想 学习，请他们把我的个人意见转达给党中央。应我的恳求，我先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后来我到苏联短期进修，再转到新成立的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我不想到 国家经委的原因，除了嘴巴上说的“想学习”以外，实际上是不想离开军队。
我在彭德怀、黄克诚领导军委时期在总后工作 近两年，其间最大的一件事是筹备总后第一届党代表大会。1956年初，总后酝酿召开首届党代表大会，黄克诚叫我负责筹备。准备好了，我请黄克诚审定总后党 委的工作报告，他很满意，说：“这段时间党委工作是你在主持，由你代表总后党委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1956年5 月1日，总后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开幕了。我代表党委做了题为《加强领导、为加速后勤建设而斗争》的工作报告。黄克诚在大会上以《发扬优良传统、学习新鲜事 物》为题发表了讲话。总后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结束不久，我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去了。半年之后，我到周恩来家里去看他，并检讨说自己在工作上没有听他的安排到 国家经委去。他说：“你想学习是正当的要求。何况，我批准你去学习，也是经过权衡的，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
我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这次学习偏重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过去经常学习的革命斗争理论相比，更符合学员的需要。在苏联进修期间，我学习的是“战争动员”。
子：这是作什么的？
父： 研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们国家是如何从和平时期迅速转为战争状态。我访问了不少地方，亲眼看到了早就向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学习 “战争动员”时，我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也许是终生也用不上“学问”。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我居然担负起了中国的全民“战争动员”，即“准备打 仗”的工作。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敌人居然就是那个我们曾以为是牢不可破的军事盟友、并教会了我们如何进行“战争动员”的苏联“老大哥”。
子：听你说起来这些，还感到历史有时非常具有“戏剧性”。
父：从苏联回国后我到北京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了现代军事基础理论，并注重于提高，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还全面提高了文化水平，这一安排非常受我们这样学员的欢迎。
在离职学习期间，我的职务还保留，还算总后副部长兼副政委，我对洪学智主持总后工作的二年多也了解。可以说，那是总后勤部平稳发展的时期。
五十年代中后期，军内还没有这个斗争那个斗争，是搞建设的好时期，这给洪学智的工作创造了很好的环境。洪学智是扎实肯干的人，他有能力领导好我军的后勤。他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有三个：
第 一、中央、中央军委更重视后勤建设了。抗美援朝是我军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直接作战的大规模战争，实战充分显示出了后勤保障对现代战争的重要作用。志愿军后 勤工作非常出色，上上下下都满意。彭德怀说：“志愿军的胜利靠的是两个‘麻子’（高岗、洪学智）。”这种说法不严肃，但从另一个方面却说明了洪学智的功 劳。
子：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领袖人物。彭德怀不以地位取人，能根据工作成绩把洪学智和高岗相提并论。
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不久，聂荣臻代总参谋长说：“我们真正懂得后勤工作的重要，始于抗美援朝战争。”由于中央的重视，特别是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黄克诚等中央和军委领导都重视后勤建设，而这种重视又是从对战争的深刻认识得来的，就更难得了。
第二、后勤现代化建设已经有了些经验。抗美援朝中我军后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后勤供应、远程运输、防空、物资储存和战地勤务指挥等。志愿军后勤对组织现代战争的经验极为丰富，可以说，除了他们那批人，以前我军谁也没有这样的实践。
第 三、总后增加了一大批新干部。志愿军后勤从各部队选调和补充了一大批干部，又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响应“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了志愿军后勤，他们和全军其他 大单位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年龄大小是持平的。特别是全国已经进入和平时期了，而这些人在战争中得到了生与死的考验和业务上的锻炼。他们后来多数都到了总 后，成为我军后勤建设的骨干。洪学智在任时，这些人得到了重用。后来我在任时，仍对这些人重用，丝毫没有因为“彭黄问题”冷落他们。志愿军后勤的领导骨干 王希克、戴金川、张明远、罗文、杨恬等人是受我器重和信任的人，他们在后来的中印反击战、抗美援越等战争实战中又得到了锻炼，更加成熟了。
子：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和造反派斗争的几位全都提升为总后副部长、副政委。
父：这里有当时特定的政治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我是从未来战争的大局着想的。“九一三”以后，这些人被打了下去，说成是我的“死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与我没有太大牵连的罗文、杨恬等人也没得到应有的使用。
洪 学智主持总后工作的后期，遇到了1958年全国大跃进。后勤工作受其影响搞了一些浮夸和华而不实的东西，给以后的工作造成一些麻烦和困难。洪学智要负一定 的责任，但不能负主要的责任，因为是党的路线错误造成的那种局面。在我担任总后勤部长的后期，正好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路线斗争和内乱给总后以很大的冲击， 给后勤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和困难，我要负相当的责任，但同样也不能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也是党的路线错误所造成的。当时无论在哪个位置上的哪位领导干部，凭 个人是改变不了国家和自己部门里那种状况。（《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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