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应倡导政治包容与和解思维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记者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文章,原题是《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凤凰网转将文章标题改得更为直观《领导干部应该与敌对思潮进行斗争》。
来自德国西部的马克思恐怕没有想到他的作品会在遥远的东方被当成反"西化"的利器
文革思维又上了人民日报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记者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文章,原题是《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凤凰网转将文章标题改得更为直观《领导干部应该与敌对思潮进行斗争》。
纵观这篇文章,讲的多是官话套话,让领导干部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哪些是马克思经典著作,李慎明没有开出书目,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原则,也一字不提,在凤凰网数百条跟贴中,大量的疑似“网评员”跟贴,高呼左派口号,一方面质疑人民日报文章里,为什么没有提及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列,认为应该加强倡导,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不动摇。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跟贴者的政治智慧,他们极其敏锐在闻到了双重气息,一是因为人民日报在倡导,所以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他们为此欣喜,执政党没有从根本上抛弃左翼力量;另一方面李慎明居然没有提到一句“毛泽东思想”,而这与网络上传闻的,中央内部有决定,宣传文书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相吻合。如果传言属实,这对极左阵营的人们来说是继重庆事件之后,又一棒击。
李慎明在这篇专访里发言充满火药味,他说:苏东剧变带来的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低潮,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加上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各种腐朽思想的沉渣泛起,使我国思想政治领域也出现了各种噪音。对这些事 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重大问题,对各种敌对思潮的侵害,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
苏东巨变是苏东人民的政治觉醒,是抛弃极左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斯大林恐怖主义之后的民主化进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阵地的极左势力不顾苏东人民的感受,扭曲苏东巨变的现实,严重误导了中共高层的世界视角与民主发展观,五年前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陈恩富副院长发表讲演,我当面问他,如果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通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你们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上面让我们研究,结果不可能不符合上面的要求。这种唯上而不唯科学、不追求真理的态度,完全是一种实用的奴才哲学,这样的研究机构怎么可能对执政党与人民负责呢?
将剥削思想与各种腐朽思想当成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沉渣泛起,也是李慎明们的一大发明,我们知道,孔子时代就有礼崩乐坏,腐朽没落的思潮从那时从来就没有禁绝过,这是人性与社会制度使然,社会对公权力没有制约、公权力不能透明公开地行使权力,必然产生各种腐败,它与“西方”没有必然的关联。孔子时代还没有“西方”这样的政治或地理概念,更没有资本主义思潮,当时社会怎么那样败坏与腐朽呢?李慎明的逻辑与雷锋的逻辑一样,雷锋认为干革命不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行,而李慎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观点,就是反腐败反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不行。这样的革命斗争逻辑还堂皇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个时代离文革思维,远吗?
斗争哲学祸害无穷
原教旨的斗争革命思想,以斗争的方式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理念,是文革之祸源,它没有造成国家分裂,但它分裂了人民,在文革中甚至分裂了无数家庭,也使这个国家精神分裂,传统社会的道德理念与人性伦理常识,都被斗争方式所毁坏,现在如果继续“高举斗争的旗帜”,而不用对话、妥协、和解、包容的精神来对待社会不同的政治理念,中国还会陷入文革之乱。
李慎明的另一大发明就是上纲上线,将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公平正义等等普世价值,当成“西方”的普世价值,只要任何概念被蒙上“西方”这样一个黑头套,哈士奇就立刻变成了狼,任何人都可以在理论上被顺理成章地诛杀。
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极左思潮的领导与求是杂志社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一直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敏感词,甚至召开研讨普世价值的会议也不得在大学里进行。翻开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主办的报纸,或通过笑蜀先生主编的《历史的先声》,无论是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都曾被大力倡导,军队国家化、普选直选相关的文章更是累篇累牍的发表。共产党之所以当时得到百姓的拥护,人民用脚给共产党投票,就是因为“共产党它一心为人民,它实现了民主好处多”,无论民主方式在自己领地落实得怎么样,共产党的普世价值倡导,振奋了知识人,凝聚了民心,使农民看到了拥有土地的希望,使精英看到了共和的制度,使工人看到了成为主人的梦想。
现在的极左力量故意遗忘了中共的普世价值追求与政治诺言,将中共曾经追求的普世价值,污名化为西方价值,然后将其敌对化,变成政治噪音,于是便有了李慎明在人民日报上放出的狠话:“对这些事 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重大问题,对各种敌对思潮的侵害,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
这些敌对意识的形成,完全是文革思维的结果,将不同的声音,当成噪音,当成对立的声音,而对立的声音,则当成敌对的声音,既然是敌对的声音,就要与之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文革之时,这种思维直接导致对人身的攻击甚至消灭。所以,温家宝认为文革仍然可能复活,因为文革是一种极端思维的结果,它背后的非理性的逻辑,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都是走上文革不归路的潜在因素。
如果要说中共这三十年的成功经验的话,就是摒弃斗争思维,向包容思维转化的结果,万里包容了包产到户,这在当时农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一次试验,而邓小平包容了深圳特区,以及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和谐理论,都有着包容与和解的精神蕴含其中。由于极左力量的坚守,普世价值没有获得进一步包容,宪政民主社会主义没有得到承认,在新三十年产生的重大事件上,没有包容心怀,所以没有平反或和解,这些都形成政治改革的包袱,使中国难以在政治文明道路上前行。
胡锦涛曾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在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又指出要“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如果没有包容性政治,包容性经济无从谈起,而包容性政治,则需要宽容政治异见,任何组织与个人,不能因为掌握到话语权,掌握了公权,就将自己真理化,拿着马克思主义的大棒,指向哪里,哪里就出现了所谓的敌对势力,就打向哪里。
马克思经典原著里有普世价值
共产党的知识精英应该摒弃斗争思维,现在中共体制内的许多教条主义者,固守着战争时期的斗争思维,像这位李慎明先生,仍然在引用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说过的话,“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然后引伸到和平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讲,革命前辈当年打江山,冒的是“枪弹”;我们现在建国家,冒的是“糖弹”。
战争年代面对枪弹,需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平时代反腐败的糖弹,需要的则是权力分立的体制,需要民主直选出的官员,需要的是自由的新闻监督。
马克思主义除了斗争性或革命性,还有没有一些理念当代共产党人应该学习或思考?
著名新闻学教授展江在分析马克思自由新闻观时说提及,马克思在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声辩:“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在马克思眼中,受检查的报刊=不自由的报刊,书报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的批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
自由就是流动的空气,公开就是阳光,而自由的新闻与公开的信息,现在的中国仍然是极为稀缺的公共资源,它被权贵垄断着,被无形的手控制着,我们没有看到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原著出发,来纠正现实中限制新闻自由的弊端。
而民主宪政思想,亦可以从马克思经典作品中找到启示,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在著作中,也谈到了马克思宪政社会主义思想原型,从《马恩全集》看,在低度民主的政治环境中,马恩关于未来高度民主的设想要点是:(1)建立没有任何专政的新国家。(2) 在这种新国家实行普选制。(3)建立基于普选制的议会,即人民代表大会。(4)使基于普选制的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5)实行基于普选制的分权制衡。(6)实行社会主义法治。(7)实现和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和公民权。(8)国家公职人员工资水平中产阶级化。(9)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教育官员,社会高于国家。[9]马克思曾将这种制度叫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它也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们需要静下心来研究与学习马克思关于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理论了,李慎明们也知道中国社会现在问题严重,无论是贫富差距还是腐败严重,都使已有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陷井。极左开出的药方仍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与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潮或政治异见战斗,而民主自由宪政社会主义者们,却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文库、包括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寻找可资中国人借鉴的理论资源。
路在脚下,但中国面临选择。
作者:吴祚来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吴祚来,文化学者,专栏作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著有《文化是一条河流》、《中国古典艺术观照》、《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等多部文集与专著。多次被评为年度百名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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