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风波”左右之争符号化表达困境

陈永苗宪政博客  作者：陈永苗

官僚专制体制有一种最强烈的趋向，就是把人民和他们的螺丝钉去政治化，驱赶在政治之外。除非他们允许和需要，才允许他们参加政治生活。政治本身被行政吸纳，体制之外无政治，党外无政治，就像罗马天主教常有的“教会之外无救赎”的说法。

那么，除非政治正确，否则民众无法参与政治，对政治感兴趣的学术界，则必须通过学术来政治包裹得严严实实，看不出来有政治成分。

在国内语境之下，都有一种符号化表达的困境，必须满足专制的政治正确。只有被允许的，才能唱。除了被允许的形式之外，就没有了选择。如何超越这种困境，尤其需要手段：将专制者的“圣旨”贬低为道具甚至虚无。

石景山民众一唱红歌，就被禁了，只有被允许的，才能唱。也就是说当只有经过同意才能鼓掌的时候，只有这种这种机会，你觉得需要鼓掌的时候，你鼓不鼓掌？所以民间的政治参与，有非常大困境，要做到传播最大化，就必须依赖于中共1949年构建的政治符号，在符号石林中寻找缝隙。如谈到平等和共同富裕，就离不开毛泽东。

符号化，都是在具体巨大政治冲突语境中形成的，是被赋予的。符号化表达，有着能指和所指之分。所指就像现实世界，而能指就像镜中世界，现实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的，而镜中世界并不能虚无现实世界。不管如何极权，极权之下的普通生活，还是普通的，具有现实感的，不会觉得极权主义的宣传，会真正地污染了生活本身。如金氏王朝应该被嘲笑，但朝鲜人民的生存不应该被嘲笑。再有例如重庆官方如何唱红，重庆人民还是搓着麻将吃着麻辣烫。

左右之争中的左右两派都有符号化表达的困境，而且通过可耻的左右之争，镜中世界被当作完全的真实，现实世界被虚无，完全吸纳入镜中世界。也就是主义完全吃掉了现实，而现实生存的力量完全丢失。现在到了超越左右翼，用现实的社会力量出发，来反思左右两派都有符号化表达的困境。

先谈左派的。为了捍卫社会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被迫挺薄熙来或者重庆模式。在意识形态拉锯战争的磁场中，非此即彼，没有第三方，而且总是把第三方要么作为反对方，要么作为支持者，例如不是挺韩寒，就是挺方舟子。都没有一种反过来，用敌对双方来彰显自己立场，也就是不突出人，而是要突出“道理”和“原则”的思维方式。“道理”和“原则”内于一方，天道在我，而没有高高地在于头顶，我为天道之麦克风。

作为党内思想路线的左右之争，通过对立，就会把本来作为符号化表达的道具形式，碰到最高位，例如必须是支持或者反对毛泽东或者薄熙来，而没有看到毛、薄之上还有“道理”和“原则”在，能指之上还有所指在。如此把民间舆论当做官场的延伸和无机组成部分。要超越这一点，就必须抛弃党内民主派，抛弃党内思想路线，建立民间主体性和党外性，反噬改造党内政治符号，需要利用的妥善利用，需要抛弃的时候果断抛弃，为我所用或所不用，以我为主。

当下话语中的文革，是改革之内的“文革'，也就是无关于真实文革的，作为对改革进行批判的表达话语，内置于改革，本质上是改革话语，而不是文革。它无关于历史事实和受文革冲击迫害那几代人的记忆和恐惧，仅仅关于受改革冲击和迫害的改革受害人痛苦和呐喊。是一种情感，不关乎历史真相与事实。

1978年为界，中共以及四五一代，在竭力做一个断代史或者新时代的歇斯底里臆想。而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只于改革相关。改革之后，尤其九零之后，中共本身就是一个官僚体制，所有的政治理想都外在于官僚体制，也就是几乎没有内在的关联。薄熙来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超出官僚体制，正如唱红仅仅是文化活动，而不是政治运动，那一抹红色仅仅是官僚体制的口红，没有内在的血肉相连。正如薄熙来说的，他不是搞文革。

官僚体制本身对政治，国家以及历史都有一个反噬力，有着总体影响，也就是按照自己逻辑运行，改造政治，国家以及历史。但是这一些都成了口红和化妆品，不再是运行运转统治的驱动力，所以不能以这一些来判定薄熙来的，但是可以用来支持薄熙来的社会基础的思想背景。薄熙来本身是官僚体制的螺丝钉，仅此而已。

右派同样陷在泥潭里面。国内改革派媒体的，为了哄专制者进步，或者政治正确，采取这一些文明准则以下的标准，来哄小孩或者坏人，或者把坏苗助长。否则就没法办。改革派媒体人员有职业病，被污染了脑袋，把谎言只当做了真理，欺人最后自欺，又继续欺骗民众。

可是正常人应该有正常人是标准去评价政治事务，下水道的东西，怎么升都在下水道。不要当做正常地面上的。他们迫使民众成为改革派权贵政客的扭秧歌老太太，消解了民众的主体性，与民主宪政的精神背道而驰。

政客权贵，即使是改革派的，按照人类正常文明标准，是要受到传媒批判的，做好事的时候后理所当然，不能表扬，做坏事的时候，使劲地踩。所以我认为国内改革派媒体，污染了降低了败坏了人类文明标准。

所谓模式，就像一种远期的期货。如改革模式，或者重庆模式，并不是单指实际上做了什么，而更是指能打开多大的政治能动性空间。光用某模式实际上干了什么，而不辩论是否能打开空间抵达目标，是低劣的批判手段。已经做了什么，确实可以推导出将来“还能干什么”，如改革模式，过去干的事情很血腥，就可以推导出来“改革已死”。

左右派的争论，往往总是掩盖自己过去不好的历史，无限放大将来的可能性空间，不外乎都是忆苦思甜的糊涂战争。其最核心点就是将来能打开多大的政治能动性空间，也就是说，是可行的甚至说成是唯一的路径。

左派回忆述说1949年之内的平等与共同富裕革命理想，右派回忆述说1949年之内的自由理想。这都仅仅构成一小部分人的原教旨主义做梦，政治幼稚病，并不是一种清晰准确的政治立场。目的与手段（组织领导）之间严重冲突，手段把目的目标驱赶到来生或者遥不可及的彼岸，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抹杀距离与鸿沟。

且权贵官僚体制的形成，就意味着一切政治理想的死亡，除了权贵官僚的利益之外，就毫无其他运转的逻辑。没有矛盾，只有官民矛盾，权贵官僚体制既不是左，也不是右。只有维稳，掌权和掠夺性利益。左右派，不管你以任何名义参与政治，突破其非政治化或者去政治化的防线，就开始专政，如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因为薄熙来事件而被关闭。

可以看到将来一种倾向：以社会为出发点，直接目的和承载中国出路之地，以社会压倒虚化秩序，从而为重建秩序预备。新“社会”主义灵魂和党外性在复兴。以正义感和常识作为基点来“超越左右”，也是开始超越当下符号化表达困境的努力，已是行动产生共识。这样共识不再是党内路线斗争，与党内性断裂开来，狼奶吐尽；也是改良或者善政的终结，党内思想不再牵引政改或者民生。

有知识分子看到底层抵抗扛着毛泽东像就破口大骂，看到乌坎的农民说拥护党，就不高兴放弃支持。维权运动兴起的举着宪法旗帜，也被争议过。底层民众总是诉诸于中央政府，反对地方政府，也争议过。也许是策略，更也许是他们能想到的抵抗道义资源和路径。这一些的暧昧性，会消解净化在民众抗争的大力度里面。也就是说，小力度没作用的启蒙运动，这一些负面作用才特别大。疗效好坏假广告无关紧要。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政改是维权的广告形式》，只要将假广告置于好药之下，假广告及其坏处会逐渐消失。

在维权运动和民众抗争中，1949年之内专制所所塑造的政治符号，强加于我们头上的符号化表达枷锁会逐渐融化。这就像蛇蜕。一层层褪去，就有了新生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