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 AP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资料照片)
世界各国的人都喜欢用“说不尽”来形容或赞美一个艺术家或一部艺术作品的意蕴丰富、多面闪光的高超不凡。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哈姆雷特”，“说不尽的红楼梦”，或“说不尽的三国”之类。
如今，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关薄熙来的一系列的戏剧性发展，无疑已经登堂入室，跻身“说不尽”的经典行列。尽管薄熙来是否应当算一个高超不凡的艺术家或许还有争议，但有关他的一系列的戏剧性发展，早已使世界各国众多的艺术家和观察家自叹想象力不够丰富、开阔、深入、离奇，或不够大胆。
*薄熙来案的另类叙述*
有关薄熙来的最新发展，是依然享有新闻出版自由的香港媒体传出的消息说，中共中央工作组赴港查薄熙来及其亲属财产。据信，薄熙来及其家属向海外转移并隐藏了数以上亿美元计的不法资产。
薄熙来如今深陷麻烦之中的起因是他先前的心腹、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2月6日突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庇护。英国外交部随后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求重新调查一度跟薄熙来夫妇关系密切的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去年11月15日在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死亡的死因。随后，有海外新闻报道以及中共官方媒体说，海伍德是被毒死的；在被毒死之前，海伍德跟薄熙来的妻子有经济纠纷。用官方媒体的话说就是，薄熙来妻子有故意杀人犯罪重大嫌疑，已经被移交司法机关。
从香港传来的有关中共中央工作组赴港查薄熙来及亲属财产的最新消息，可说是上述的故事叙述的自然延伸。
然而，不少国际媒体或评论家对上述的那种得到中国官方或明或暗鼓励的故事叙述不买账，认为这种叙事大有掩盖叙述主体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嫌。法国新闻杂志《观点》周刊4月19日发表记者里沙尔·阿兹特从北京发出的有关薄熙来案的新闻综述，在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中国最高当局不肯买账的态度：
“中国当局如今有一个当务之急，这就是打碎破除薄熙来先前成功地给自己树立的形象。仅仅是把中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重庆的这位中共市委书记撤职、然后再把他开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还不够。如今，还要增添各种各样的内情透露和配套的证实，彰显那些导致对他进行处罚的事实的严重性。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阻止薄熙来在政治上卷土重来，再就是让那些对他持同情态度的人认识到，同情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并非为了制止腐败或调查谋杀*
自今年2月初王立军突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以来，有关薄熙来的坏消息可谓犹如洪水脱闸，滚滚而来，滔滔而下，高潮迭起。但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比较政治学的高级讲师林春星期天则在英国大报《卫报》发表文章，以明确的反潮流的精神对迄今为止有关薄熙来的负面消息表示不以为然甚至不屑。林春文章的标题和副标题是：
“中国领导人在镇压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反薄熙来运动的动机并非是要制止贪污腐败或解决谋杀案，而是源于深刻的政治冲突”
林春写道，迄今为止来自中国的有损于薄熙来的消息（包括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派人毒杀海伍德的消息）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或不能得到证实：
“《卫报》先前也正确地提出了质疑：究竟有什么谋杀的证据？谋杀的指控是否能得到证明？很多在中国的人认为，那些日益离奇的传言都不可能在法律上得到证实；找不到下毒的人，目击者也都不可信；在中国，司法独立、司法专业精神，以及公平的审判并不是总是可能的；在这一案件当中，那些发出指控的人的政治动机已经事先决定了任何调查的结果。
“这么说并非是要淡化贪污腐败的严重性。在好几个民意调查当中，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社会弊病。确实，贪污腐败问题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贪腐如今被用作政治斗争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倒敌手，或用来号召支持者。没有多少人胆敢不服从领导，因为没有多少人足够清廉而不必害怕自己被指控贪污腐败。这种指控常常是出于政治动机，有控制严密的媒体提供支持。
“镇压并非仅仅到谷开来和薄熙来为止。中共领导人明令要求政府干部站队，谴责薄熙来，宣誓效忠胡锦涛主席的中央政府。到了4月中旬，21万个网络‘谣言’被清理，很多左派网站被关闭。于是，对谣言的镇压被用来使政治压制合法化。有关官员誓言坚决彻底镇压‘任何违反宪法、恶意攻击政府领导人或对十八大妄加评论的言论。’这种压力令人想起文革时的那种清洗。”
*善用媒体的薄受困于媒体*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高级讲师林春在其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薄熙来所推行的强调国有经济的所谓“重庆模式”的欣赏。与此同时，显然对国有经济不那么感冒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和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从北京联名发表一篇报道。两位记者跟林春不谋而合，都注意到了同一个现象，这就是薄熙来倒台以来中国官方有关薄熙来的叙事是可疑的，难以让人放心采信。报道说：
“在主政重庆期间，雄心壮志野心勃勃的中共官员薄熙来对中国的记者采取又是恐吓又是拉拢的手法，巧妙地塑造了自己的公众形象，让自己获得了比同行同事更多的知名度，从而很好地铺垫了自己的仕途。但随着上个月被从中共高层清洗出局，薄熙来突然发现，他自己成了他当年如此精心操纵的同一拨媒体的追猎攻击对象。如今，这些媒体以党的领导人的名义贬低诬蔑他。
“在宣布清洗薄熙来之际，中共也全力开动其宣传机器对薄熙来进行攻击。一些媒体的编辑和主管人员表示，中共要求全国各地新闻机构展开非同寻常的造势宣传运动，敦促人们支持中共罢黜薄熙来的决定。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发生以来，这场动员人们支持中共决定的宣传造势运动可说是规模最大的。”
*薄熙来与习近平*
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卢姆在大约40年前提出如今在西方文学批评领域大名鼎鼎的所谓的“影响的焦虑”的理论。简单地说，布卢姆所指的“影响的焦虑”就是中国诗人爱说的“好诗句都给唐人做完了”的那种焦虑。
现在，报导薄熙来丑闻的国际媒体高手记者或专栏撰稿人显然也有“影响的焦虑”--有关薄熙来丑闻的报道、评论、揣测早已经比汗牛充栋还汗牛充栋了，究竟还有什么不俗的新鲜话语可说、有什么独到的新颖观点可陈呢？
面对这种“影响的焦虑”挑战，一度长期报道中国新闻并两度获得美国新闻界著名的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他星期天发表的专栏文章中进行了他的应对尝试。
纪思道的不俗和新颖，可见诸他以一种诡异的、启人深思或逗人发笑的思路，把已经倒台的薄熙来跟中共领袖胡锦涛和即将接任领袖职位的习近平联系起来：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即将卸任的中共领袖胡锦涛治下一直处于冰封状态。对此，即使是中共内部也有诸多的不满。预计今年秋天，最高权力将转移给中共新的领袖习近平。他(习近平)似乎对政治自由化持更开放的心态。为了中国，我们姑且抱这样的期望吧。”
写出这些话之后，纪思道显然是觉得意犹未尽，还不够滑稽或深刻，于是在自己的《纽约时报》博客中再添加了两笔：
“我纳闷薄熙来真正的问题是不是他太趾高气扬，还有就是他那种（直接诉求民众的）西方式的政治套路。毕竟，习近平也想出了办法支付他女儿在哈佛读书的（高昂）费用。但习近平的女儿保持低调，不（像同在哈佛读书的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那样）开豪华赛车保时捷。中国有句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所说的道理是，猪肥了就要给宰杀，人同样也怕出名。这句话是中共那个了不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当年教给我的。我看不出有证据显示，薄熙来和他的家人学过这句话。”
如今，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关薄熙来的一系列的戏剧性发展，无疑已经登堂入室，跻身“说不尽”的经典行列。尽管薄熙来是否应当算一个高超不凡的艺术家或许还有争议，但有关他的一系列的戏剧性发展，早已使世界各国众多的艺术家和观察家自叹想象力不够丰富、开阔、深入、离奇，或不够大胆。
*薄熙来案的另类叙述*
有关薄熙来的最新发展，是依然享有新闻出版自由的香港媒体传出的消息说，中共中央工作组赴港查薄熙来及其亲属财产。据信，薄熙来及其家属向海外转移并隐藏了数以上亿美元计的不法资产。
薄熙来如今深陷麻烦之中的起因是他先前的心腹、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2月6日突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庇护。英国外交部随后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求重新调查一度跟薄熙来夫妇关系密切的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去年11月15日在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死亡的死因。随后，有海外新闻报道以及中共官方媒体说，海伍德是被毒死的；在被毒死之前，海伍德跟薄熙来的妻子有经济纠纷。用官方媒体的话说就是，薄熙来妻子有故意杀人犯罪重大嫌疑，已经被移交司法机关。
从香港传来的有关中共中央工作组赴港查薄熙来及亲属财产的最新消息，可说是上述的故事叙述的自然延伸。
然而，不少国际媒体或评论家对上述的那种得到中国官方或明或暗鼓励的故事叙述不买账，认为这种叙事大有掩盖叙述主体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嫌。法国新闻杂志《观点》周刊4月19日发表记者里沙尔·阿兹特从北京发出的有关薄熙来案的新闻综述，在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中国最高当局不肯买账的态度：
“中国当局如今有一个当务之急，这就是打碎破除薄熙来先前成功地给自己树立的形象。仅仅是把中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重庆的这位中共市委书记撤职、然后再把他开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还不够。如今，还要增添各种各样的内情透露和配套的证实，彰显那些导致对他进行处罚的事实的严重性。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阻止薄熙来在政治上卷土重来，再就是让那些对他持同情态度的人认识到，同情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并非为了制止腐败或调查谋杀*
自今年2月初王立军突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以来，有关薄熙来的坏消息可谓犹如洪水脱闸，滚滚而来，滔滔而下，高潮迭起。但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比较政治学的高级讲师林春星期天则在英国大报《卫报》发表文章，以明确的反潮流的精神对迄今为止有关薄熙来的负面消息表示不以为然甚至不屑。林春文章的标题和副标题是：
“中国领导人在镇压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反薄熙来运动的动机并非是要制止贪污腐败或解决谋杀案，而是源于深刻的政治冲突”
林春写道，迄今为止来自中国的有损于薄熙来的消息（包括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派人毒杀海伍德的消息）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或不能得到证实：
“《卫报》先前也正确地提出了质疑：究竟有什么谋杀的证据？谋杀的指控是否能得到证明？很多在中国的人认为，那些日益离奇的传言都不可能在法律上得到证实；找不到下毒的人，目击者也都不可信；在中国，司法独立、司法专业精神，以及公平的审判并不是总是可能的；在这一案件当中，那些发出指控的人的政治动机已经事先决定了任何调查的结果。
“这么说并非是要淡化贪污腐败的严重性。在好几个民意调查当中，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社会弊病。确实，贪污腐败问题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贪腐如今被用作政治斗争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倒敌手，或用来号召支持者。没有多少人胆敢不服从领导，因为没有多少人足够清廉而不必害怕自己被指控贪污腐败。这种指控常常是出于政治动机，有控制严密的媒体提供支持。
“镇压并非仅仅到谷开来和薄熙来为止。中共领导人明令要求政府干部站队，谴责薄熙来，宣誓效忠胡锦涛主席的中央政府。到了4月中旬，21万个网络‘谣言’被清理，很多左派网站被关闭。于是，对谣言的镇压被用来使政治压制合法化。有关官员誓言坚决彻底镇压‘任何违反宪法、恶意攻击政府领导人或对十八大妄加评论的言论。’这种压力令人想起文革时的那种清洗。”
*善用媒体的薄受困于媒体*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高级讲师林春在其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薄熙来所推行的强调国有经济的所谓“重庆模式”的欣赏。与此同时，显然对国有经济不那么感冒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和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从北京联名发表一篇报道。两位记者跟林春不谋而合，都注意到了同一个现象，这就是薄熙来倒台以来中国官方有关薄熙来的叙事是可疑的，难以让人放心采信。报道说：
“在主政重庆期间，雄心壮志野心勃勃的中共官员薄熙来对中国的记者采取又是恐吓又是拉拢的手法，巧妙地塑造了自己的公众形象，让自己获得了比同行同事更多的知名度，从而很好地铺垫了自己的仕途。但随着上个月被从中共高层清洗出局，薄熙来突然发现，他自己成了他当年如此精心操纵的同一拨媒体的追猎攻击对象。如今，这些媒体以党的领导人的名义贬低诬蔑他。
“在宣布清洗薄熙来之际，中共也全力开动其宣传机器对薄熙来进行攻击。一些媒体的编辑和主管人员表示，中共要求全国各地新闻机构展开非同寻常的造势宣传运动，敦促人们支持中共罢黜薄熙来的决定。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发生以来，这场动员人们支持中共决定的宣传造势运动可说是规模最大的。”
*薄熙来与习近平*
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卢姆在大约40年前提出如今在西方文学批评领域大名鼎鼎的所谓的“影响的焦虑”的理论。简单地说，布卢姆所指的“影响的焦虑”就是中国诗人爱说的“好诗句都给唐人做完了”的那种焦虑。
现在，报导薄熙来丑闻的国际媒体高手记者或专栏撰稿人显然也有“影响的焦虑”--有关薄熙来丑闻的报道、评论、揣测早已经比汗牛充栋还汗牛充栋了，究竟还有什么不俗的新鲜话语可说、有什么独到的新颖观点可陈呢？
面对这种“影响的焦虑”挑战，一度长期报道中国新闻并两度获得美国新闻界著名的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他星期天发表的专栏文章中进行了他的应对尝试。
纪思道的不俗和新颖，可见诸他以一种诡异的、启人深思或逗人发笑的思路，把已经倒台的薄熙来跟中共领袖胡锦涛和即将接任领袖职位的习近平联系起来：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即将卸任的中共领袖胡锦涛治下一直处于冰封状态。对此，即使是中共内部也有诸多的不满。预计今年秋天，最高权力将转移给中共新的领袖习近平。他(习近平)似乎对政治自由化持更开放的心态。为了中国，我们姑且抱这样的期望吧。”
写出这些话之后，纪思道显然是觉得意犹未尽，还不够滑稽或深刻，于是在自己的《纽约时报》博客中再添加了两笔：
“我纳闷薄熙来真正的问题是不是他太趾高气扬，还有就是他那种（直接诉求民众的）西方式的政治套路。毕竟，习近平也想出了办法支付他女儿在哈佛读书的（高昂）费用。但习近平的女儿保持低调，不（像同在哈佛读书的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那样）开豪华赛车保时捷。中国有句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所说的道理是，猪肥了就要给宰杀，人同样也怕出名。这句话是中共那个了不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当年教给我的。我看不出有证据显示，薄熙来和他的家人学过这句话。”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