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微博無助中國民主？

微博蓬勃帶給中國政府改革壓力，同時又是極端犬儒的產物，遏制公民的崛起。


加藤嘉一，一九八四年生於日本伊豆。二零一零年獲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學位，現任北大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訪問研究員，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等專欄作家。中文著作有《中國，我誤解你了嗎？》、《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中國的邏輯》、《日本的邏輯》、《愛國賊》等。

　

近日，在中國大陸的飯桌上或網絡上，「微博」兩字圍繞「當局關閉評論」成為熱門話題。有識之士與草根大泷「混」在一起，熱烈討論它的走向。

有一名大陸人士在微博上評論說：「關閉評論的結果就是轉發倍增，闢謠更難。今評沒出台，其實無關治理，純屬炫權和警告，意思就是我能讓你三天不見萍兒，我就能讓你永遠失去小微。這個國度經常出現謠言之害和被誣之苦，就是因為官方一直在教育民泷看了就得信說了就得聽，不要多問一句，不要多想一層。結果自然是謠來謠去，一起倒黴」。

微博一定影響中國政治的生態，改變中國輿論的範式。中國百姓並沒有把微博視為虛擬空間，而當做現實場所。這點從外國人看是令人詫異的。日本人也喜歡玩Twitter，很多知名媒體人、企業家等通過Twitter闡述觀點，分享經歷。但無論是說話者還是傾聽者，大家不傾向於把網絡上的言論當回事兒，認為「網絡畢竟是虛擬空間，離真正的現實社會有著一定距離」。

這並不等於網絡媒體在日本不可行。日本，包括歐美的政治家、經濟學家等越來越把網絡視為宣傳理念的戰略平台。然而，網絡最終還是網絡，其影響力和公信力遠不如傳統意義上的媒體。報紙、電視、雜誌等才是塑造民意的現實途徑。尤其對民主體制下的投票動機而言，報紙和電視上的新聞輿論才是選民們能認同、信任並參照的信息來源。據我觀察，不少西方國家公民在腦海裏不知不覺、潛移默化地認為，與傳統媒體相比，網絡上的民意是虛擬的。

不少中國人，不管是普通百姓或擁有話語權的知識分子，不僅不把微博上的網絡輿論當做虛擬空間，還主動把微博的交流平台塑造為現實的，甚至影響輿論和決策的戰略平台。雖然在微博上也有大量情緒化宣洩、生活上瑣事、商業上宣傳等話語正在蔓延，但我也看到了大量與現實政治密不可分的公共話語，不少公共知識分子正在渴望利用微博影響中國政治生態，改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遊戲規則。在當今中國，微博早就遠遠超越了傳播手段或中性工具的範疇，而帶有社會力量，甚至政治勢力的意味。

內地有一種說法叫「轉發是力量」。我曾經思考過這麼一個命題：中國人發一條微博，西方人投一票，到底哪一個更有原動力，從而能推動社會變革？我的回答是：難說，卻至少肯定，即使在當今特殊的發展階段下，中國似乎有中國的選民，有中國人的投票方式。外國人千萬不應該把中國看作是「領導人說了算，一切聽黨指揮」的國家。

我也發現，在中央倡導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大氣候下，繼續保持、甚至提升話語權的《人民日報》、《新聞聯播》等官方媒體以及其內容，在活躍在網絡上的有識之士眼裏似乎離現實有著很大的距離，並不代表當前中國真實的民意。他們認為，微博上的言論才是真實的，在公共場所看到、摸得著的電視、報紙、雜誌等傳統媒體所提供的內容才是虛擬的。

什麼是真實的，哪些是虛擬的？圍繞這基本判斷，西方社會與中國輿論之間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長遠地看，微博一定推動中國的民主。微博在動車追尾、違法拆遷、政府腐敗、誠信缺失等公共事件面前的追蹤報道中，政府早就變成了弱勢群體，官方正在試圖把極為被動的局面扭轉為相對主動。民間的想像力與智慧正在迫使威權政府感到健康的壓力，從而產生改革的動力，深化社會的活力。中國政府原來在公共話語體系上把握著太多權力，微博則有可能成為使它回歸相對正常的抗衡途徑。

不過，光有輿論的碰擊不代表民主一定被推動。微博正在改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遊戲規則和溝通機制是一件好事。問題是微博對社會利益關係和百姓生活方式的影響力是否變得太大，抑或被放大？

民主發展首先需要的是獨立的司法體系，然後是新聞和言論的自由以及媒體對公權力的監督，最後才是選舉制度。

中國以微博為代表性角色的網絡民意確實對公權力起監督作用，政府早把它當做「有可能威脅權力的產物」。然而，微博與政府之間的碰撞過程是不是帶著民主發展的首選對象——法治呢？這一點才是微博迅速崛起，政府遭受壓力背後隱藏著的重中之重。肯定的是，缺乏法治的輿論膨脹，對民主發展本身不僅沒有建設性作用，反而有破壞性。

微博的崛起是高度被動、盲目膨脹、極端犬儒的產物。在那個虛擬空間，主要「被」展開的，無論其展開者或被展開者是普通老百姓還是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都屬於「炒」、「鬧」、「搞」的範疇。從中被遏制的是公民的崛起，公民與百姓的核心區別是一個人是否擁有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與意志。中國還是百姓順從主流，而不是公民主導社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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