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對重慶事件的反思

重慶事件顯示，不管派系衝突多嚴重，黨仍須標榜團結一致，且偉大光榮而正確。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三千三百萬重慶人民衷心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這是四月十一日《重慶日報》的頭版標題。倘若你生活在這個城市，一定頗有魔幻之感。僅僅幾個月前，你還每天沉浸於一場「迷你個人崇拜」的空氣中，薄書記的身影出現在電視、報紙與網絡上，他的思想與談話牢牢控制著一切。幾年來，他在重慶推行的政策令一些人倍感厭惡，也贏得了一些人的心。他似乎把這座巨大的山城包進了一個時間膠囊，把它送進另一個時代。他也希望借此把自己送到權力的另一個階梯。

有段時間，「重慶模式」的討論甚囂塵上，地方大員、政治局常委、國外政治人物、學者與記者紛至沓來，紅歌從重慶唱到了全國。或許因為政治空氣太過沉悶，連一些自由的頭腦都開始對薄熙來有所期待——不管他的手段多麼令人不安，至少打破了沉悶。因為現實的種種困境、長期的思想荒蕪與道德麻木，各種煽動言論、倒行逆施似乎都有了合法性。

突然間，一切都變了。志得意滿的薄書記不僅丟掉了前程，還可能鋃鐺入獄，重慶模式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笑料。而各個地方政府紛紛表達對中央決定的支持，最賣力的是重慶，包括薄熙來昔日最重要的助手。彷彿他一陣風來，又一陣風去，除去他下令栽下的銀杏樹，什麼也沒留下。

一些人長嘆一口氣，中國至少不會再走向極左的路線，中國延續了幾年的左傾思潮也暫告一段落。一種曖昧的希望也再度興起，中國又一次面臨權力交接，它不僅存在著派系上的爭執，也有代際更迭。所有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在國家與社會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上層內部的紛爭，最可能帶來直接的變革。但同時，你又覺得什麼都沒有變。從權力鬥爭的過程到善後處理，都遵循著老模式。局外人很難清楚這個事件的過程，中南海內的權力鬥爭從來激烈，高大的紅牆象徵了歷史的延續——不管你聲稱建設的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樣的新社會，用的是「總書記」還是「共和國」的新名詞，它仍充滿了宮廷色彩，它強調封閉、陰謀、殘酷。但這些激烈的鬥爭從來掩藏在表面的平靜下，富有洞察力的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早已發現，不管派系衝突多麼嚴重，政治理念一定要標榜一致與團結，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整個系統的延續性——個人、甚至整個派系都可以被犧牲掉，但黨卻光榮偉大、一貫正確。於是，當鄧小平上台時，人們歡呼春天的到來，慶幸躲過了四人幫的道路。而現在，中國不必面臨極左的復辟。

「人為的辯證法」，以撒．伯林曾用此來形容斯大林時代的統治術。鬥爭的路線總在改變，你今天還走正確的道路，明天就可能成為犧牲品。沒有人是安全的，他必須豎起耳朵，緊跟形勢變化。這種統治方式既可以不斷動員社會，又不斷打擊過頭的熱情，還在一些時候，讓人們發洩積鬱的不滿。而隨著時間的延續，這套統治系統還有了自己的意志，即使沒有一個強硬的領導人，仍能自動運行。在斯大林去世後，蘇聯仍遵循著這套邏輯，赫魯曉夫的解凍、勃列日涅夫的停滯，倘若不是戈爾巴喬夫出人意料的改革，這個體制必定還能延續時日。

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受蘇聯影響甚深，它是宮廷的權謀與列寧主義的結合體。也像昔日蘇聯一樣，這套統治術面臨著不斷衰竭。《重慶日報》的標題延續路線鬥爭的風格，讀者們卻再不會像粉碎四人幫時那樣的雀躍。但你同時又感到，人民又是多麼容易滿足，他們從未有清晰的政治訴求。

中國正處於一九八九年以來最顯著的政治危機中。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作南巡講話，為過去二十年的中國提供了一種統治形態，你可以簡單地把它稱作「市場列寧主義」——維持政治權力壟斷，但給予人民掙錢的機會。它也輔助以狹隘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情感聯繫，全方位收買社會精英。這種統治方式在零八年的奧運會達到了頂峰，似乎大獲全勝。

但危機也在此後迅速浮現。重新擴張的官僚系統不僅壟斷了政治權力，也瓜分了主要的經濟機會，它們變得日趨傲慢、掠奪成性，社會流動性大幅度衰退。而「維穩系統」則不斷加劇各種社會矛盾。民族主義帶來的集體幻象也迅速解體，新富階層的集體移民表明了社會精英們的整體性不滿，一種受挫感進入每一種人群。更重要的是，比起二十年前，中國的社會系統已迅速發育，有著越來越強烈的權力與權益訴求，而新技術革命給予了他們聯結與動員的方式。國際局勢正發生新的變化，從埃及到緬甸，新一波民主化浪潮正席捲而來，人們也逐漸意識到，新的革命並不意味著分裂與流血。即使不做根本的改變，中共新一代的領導者也必須與中國社會締結新的「社會合約」，進行再一次的權力下放。但很有可能，它不過是路線的另一次調整，它暫時安撫了不安的社會，但這個系統的核心邏輯卻未發生任何改變。它還要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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