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一来自国外的奖项，却引起了国内某些人士的担忧。对此，《环球时报》3月30号的一篇署名评论员文章就挖苦说，茅于轼是朝着“自由”方向猛跑并不太顾及其他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茅和同伴跑得越猛，影响越大，牵制他们的力量就越需要出现，否则中国就会是在山区下坡路上制动失灵的危险卡车”。“西方对于中国人的那些政治化奖项，选的基本上都是自由派人士，西方显然愿意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来主导中国社会。中国成为那辆下坡猛冲而制动失灵的卡车，西方的颁奖相当于再猛踩几脚油门”。
《环球时报》的文章又说，“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懂得团结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茅于轼先生以其80多岁的见识，体会应更深。做到观点尖锐，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容易，但帮助国家团结却常常是又累又落埋怨，希望茅先生敢于携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力，加入到这个行列”。对此，有网友点评说，照此说法，立场观点一向尖锐的茅于轼先生，就是不“帮助国家团结”了，这恐怕是对“团结”的严重误读，甚至是偏见。只有相似的声音和相近的立场，那不叫团结；有不同意见，却不让充分表达，也不叫团结。
4月5日的《青年参考》上作者包丽敏的文章说，事实上，有共识是团结的基础，而共识要形成，需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表达、互相碰撞，并最终达成平衡。不让各种观点和意见经过充分讨论和争论的所谓“团结”，就是伪团结，而那些理性的批评者，又何尝不是理性的建设者呢？理性的批评过程，同样也是建设的过程。对于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基于其专业素养而进行批评和建言，不仅是他的天职，也是他爱国的主要方式。茅于轼等人的言论当然需要制衡，但制衡并不意味着不让他充分表达，哪怕是以“尖锐”的方式。
在言路畅通的环境下，各种声音、各种立场，无论温和，无论激进，只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不挑战文明底线，不侵害他人私域，总能达成平衡。而从另一个角度想，茅于轼等人的言论，又何尝不是另一方向言论的制衡者呢？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是爱国的一方，而将异议者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同样，也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是“帮助国家团结”，而持不同意见者则是不帮助国家团结。将尖锐的批评和不同立场的观点，归入“不团结”的队列而加以排除，其实才真正有害共识，伤害团结。
包丽敏的文章最后强调说，茅于轼先生多年来积极倡导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理论，作为一个不懈的批评者和建言者，他的价值自然无需一个外国奖项来突显；他的价值，也不必因为获了奖而放大，但更不应该因为获了奖而被贬低。
另据《联合早报》的报道，今年83岁的茅于轼曾长期从事铁道机车研究，1957年被划成右派，文革后转向经济学研究。1993年从社科院退休后，茅于轼与其他四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至今，作为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茅于轼向来以倡导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抨击专制时弊著称，他曾公开批判中共领袖毛泽东“祸国殃民”，被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列为“汉奸。2004年，茅于轼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2007年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知识界10年影响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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