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原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六四”後逃亡美國的方勵之去世，享年76歲。對此消息很多人表示震驚，因為幾天前（3月26日）華夏文摘還刊登出他3月18日寫的的“方勵之：聖心寺和‘暴民恐懼’”一文（附後）。
據悉，他所在的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已經內部通告此事。治喪等具體事項本網會跟進報道。
王軍濤告訴明鏡網：方勵之先生突然病逝，深感震驚和悲痛。方勵之先生是1980年代中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事業的代表人物，深深影響了當時一代大學生。他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先是在國內受到迫害，而後流亡。他的命運與自由民主進步事業在中國的命運共浮沉。就在越來越多的國人再度要求政治改革、追還六四鎮壓被扼殺的正義之際，方先生辭世，讓人感到噬心之痛。
@liunian2012:
V-INO: 週五早晨發生的事。他（方勵之）正準備去學校上課，臨走前咳嗽一聲倒在書房的椅子上就仙去了。週四晚上他還在skype上和我討論關於宇宙學尺度上湍流的問題。
方勵之，1936年2月12日，生於北京，籍貫浙江杭州，中國天體物理學家，原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副校長，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89年“六四後”被迫離開中國，去世前為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天體物理學教授。
據維基百科，方勵之，12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外圍組織，後就讀於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畢業後於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調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前後擔任助教、講師和天體物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84年9月17日─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長。在中國率先開展相對論天體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學研究，著有《宇宙的創生》、《相對論天體物理的基本概念》（科學出版社出版）、《從牛頓定律到愛因斯坦相對論》[1] 等著作，譯作則有《引力論》（正中書局1998年版），他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卷（1980年初版）天體物理學分支的主編；在校內他擔任多個職務，如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主任、天體物理中心主任、該校學報主編等；曾任中國天文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宇宙學分組組委、1987─1989年任北京天文臺研究員。2010年當選美國物理學會會士（APS Fellow）。
1986年12月初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分學生因對人大代表的“橡皮圖章”性質不滿而抗議，進而引發的全國性的八六學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學生集會上他說：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翌日他阻止學生上街遊行沒有成功。方勵之在整個學潮過程中對學生的民主訴求沒有打壓。1987年春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1987年1月17日）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一職（1987年1月12日），並被調到北京天文臺任研究員。
1988年秋起開始積極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採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1989年1月6日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建議該年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40週年，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由於在“六四”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學生訴求，“六四”翌日與妻子避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理由指他們夫婦煽動王丹等學運學生“搞動亂”）。在使館中滯留一年之後乘坐美軍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至美國。
居美期間，方勵之在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任教授，從事天體物理學研究，仍處於學術活躍狀態，每年都有若干學術論文發表。2010年當選為美國物理學會會士，當選理由為：在宇宙學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學方面的重要工作。在美國期間曾任中國人權理事會共同主席，2005年1月9日因抗議中國人權理事會內部財務管理混亂而與林培瑞等理事退出中國人權理事會。
方勵之於1961年與同在北大物理系任教的妻子李淑嫻結婚，有兩兒子，長子在1963年生，現居於美國；次子方哲1968年6月21日出生，2007年10月25日下午4時左右在其任職之亞利桑那大學駕車時被卡車撞倒不治。
（附錄）方勵之：聖心寺和“暴民恐懼”
一
我多次到過巴黎，但只去過聖心寺（Basilica of the Sacred Heart of Paris）一次。不太喜歡那個地方。寺中沒有非看不可的宗教藝術，相反，此教堂非看不可的是它的世俗政治。
聖心寺位於巴黎的制高點——蒙馬特高地。該高地周圍有點像老北京的天橋，屬九流三教薈萃之地。賣唱的，畫畫兒的，洋雜耍，酗酒者，街混混，“紅磨坊”等等都有。一座80米寬80米高的大教堂，突然在此拔地而起，正襟危坐，和周圍不很協調。大教堂的顏色日間是一大片喪事狀的煞白，晚上是慘白，看著瘮得慌，與巴黎的開朗的色彩格調不協調。聖心寺門前的一尊銅像，是騎馬舉劍的聖女貞德，也令人感覺怪怪的，怎麽用一員女將當看門的？就好像，在彌勒佛寺門口，不用哼哈二將當門警，而塑一尊立馬橫刀的花木蘭，不合適吧。
也許，設計者要的就是給你一個不協調的感覺。因為，聖心寺不同一般天主教堂，其主要功效不在於彌撒，懺悔，洗禮，聖餐，婚喪典禮，封聖，或加冕，而是鎮邪，壓邪，去邪。
“邪”，指的是1871年為時兩個月的巴黎公社。
對1871巴黎公社的評價，一直有“正”“邪”兩種極端。上大學時，我們被教導說，1871巴黎公社是偉大的創舉，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原型。在聖心寺，公社被稱為是一群惡棍和無賴們的“歇斯底裏狂熱”。
這很像五十年代聽到的關於“太平天國”的兩極評價。1951年，太平天國起事一百年，紀念活動上的評價都是“偉大的農民革命”等等。而在祖母等長我兩輩人的口中聽到的是，“長毛”是無惡不做的強盜，土匪。太平天國之後，在杭嘉湖一帶，嚇唬小孩的一個習慣用語是，“別鬧了，長毛來了！”
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軍開始大屠殺，其“規模之大，在文明的十九世紀國家當中幾乎是不可思議的”[1]。 儘管被殺戮的3 - 5萬人中，大部分是公社社員。聖心寺所要鎮的邪，卻是專指公社社員。公社被聖心寺認定為極端組織煽動起來的暴民狂熱，最終導致暴民自己被屠。1872年，為防類似事件再發，第三共和的國民議會通過禁止極端組織活動的議案。極端組織主要指的是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即主張廢除財產私有制的各政治流派。
2010年，第五共和的國民議會再次重申，聖心寺是為巴黎公社社員所犯下罪行消孽。這也是聖心寺如今的說法。
所以，聖心寺，是對“暴民政治”的恐懼。
二
在西方，“暴民恐懼”，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亞裏斯多德。
亞氏著有“論物理”，共八卷。現在已經沒有人引用了。因為其中的論斷，不是已經過時，就是被證明是錯誤的。
亞氏著有“論政治”，也是八卷。還沒有完全被遺忘。其中之一就是“暴民政治”。
亞裏斯多德認為“由優秀者所主持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本節的引文，大多出自亞氏“論政治”，不再一一標明）。以此為標準，亞氏考察了古希臘城邦的三種政治體制——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共和政體。他的結論是：沒有一個政體是好的，都會腐敗，變質。
儘管如此，亞氏認為，三種“腐敗政體中，（共和政體）並不算太壞”。共和政體基於憲法和議會，所以，它能與下述“自由，平等”觀念相容：“自由，平等的形式之一是，人人均有治理和被治理的機會”。只在共和政體中，（原則上）有可能實現“人人均有治理……的機會”。亞氏說“沒有理由老是把上等的笛子給出身高貴者，而不給精於笛藝的吹笛者。前者不見得會善加利用”。當然，這裏的“人人”和“吹笛者”均是指自由民，不包括奴隸。
世事是動態的，亞氏進一步說“最好的反面乃是最壞的”。君主制走向反面，乃是“暴君統治”；貴族政體走向反面，乃是“寡頭政治”。共和政體的反面，則是 demagogy —— 被煽動起來的暴民的統治。
窮人的人數眾多，但見識少，缺乏教養，拙於價值判斷。如果選舉權擴及到窮人，政權可能會由容易被煽動的人主導，難免不走火入魔，那就是demagogy。
“暴民政治”同“暴君政治”和“寡頭政治”一樣，都是“暴”。“暴君”和“寡頭”政體中，“暴君”和“寡頭”是施“暴”的源頭。而demagogy中的暴，是社會失去理性的主導，走入混亂，失序，衝突，打鬥，流血。這就是亞氏的“demagogy恐懼”。
後世許多人重複闡述過亞氏的“暴民憂慮”：憲法和議會不能保證民主政體不墮落為demagogy，普選制更是通向demagogy之路。在西歐，從康德，羅素…..到丘吉爾等有影響的人士，對民主都有不少負面之詞。“民主……與自由是矛盾的”，“民主是較低級的政體”，“民主體製造就公眾政治的偽善”，“人民大眾的意見很容易會變成魔鬼式的吼叫”等等。最尖銳的評論也許屬於尼采，他說，選舉制，議會制，就是“使牲口變成主人”。
1871年巴黎公社一人一票選舉制，被馬克思美譽為高度民主社會的雛形。聖心寺則說，那不是民主社會，而是demagogy，社會中邪了。
三
Demagogy一字至今沒有中譯名，雖然它不是個新字。想搜尋中文世界裏有關demagogy的文章，無從下手。也許根本就沒有這類文章？不對，回想一下就發現，demagogy的論斷，不但似曾相識，而且還在課堂里正正經經地學過呢。
五十年代初的北大，“聯共（布）黨史”也是物理系學生的必修課。當時，蘇聯還派來一些“聯共黨史”專家，教授，幫助中國教師（大都來自是歷史系或其他人文系科）講授“聯共黨史”，教材是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出版的“教程”一書很便宜，在王府井大街的外文書店有賣，兩根奶油冰棍的錢就可以買一本。我前後買過三本，一本中文，一本俄文，一本英文。考試也不難，答題切忌創造性。要學會背書。關鍵語句，最好背得一字不差，即可滿分。所以，至今還記得“教程”中的有關語句。
“聯共黨史”的第一個批判對象是俄國的民粹主義。民粹派主張，俄國的進步和改革主要依靠“農民公社”。
“聯共黨史”批判說，“雖然農民人數眾多，但他們是同最落後的經濟形式，即小生產相聯係的，因而沒有也不可能有遠大前途……”（本節引文大多取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不再一一標明）。
這就是說，正宗馬克思主義，即“聯共黨史”斷言，農民是勞苦大眾中最落後而又無前途的一類。哪能依靠這些人鬧革命 ?
在批判民粹主義的課下盛傳，毛澤東的“群眾路線”被蘇聯來的“聯共黨史”專家們舉例為民粹主義，毛的“依靠農民”路線被認定同俄國民粹派路線一樣。在聯共（布）專家的口裏，毛是民粹派。中國教師當然不會在課堂上說。至於，在實際政策上，毛到底是不是“依靠農民”，那是另一回事了。反正聯共（布） 專家們根本不知道，也不懂。總之，在答“聯共黨史”考試題時，要小心，不要用毛氏的語言去答“聯共黨史”的考題。
工人階級是先進階級？也是個X 話。正宗馬克思主義認為 “工人階級本來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意識，這種意識衹能從外面灌輸進去……”。 亦即，工人階級自身也是屬於“盲”者，不可能有自覺的先進意識，社會民主主義先進意識必須從外面灌輸到工人階級中進去。
總之，正宗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和農民加起來最多走到工聯主義，農會主義，不會自動產生追求社會主義的思想，更不要說共產主義理想了。
這是就是 demagogy 的第一層意思：工農大眾人數雖眾多，但他們的知識貧乏，眼光短淺，不足為懼。對建立在私有財產制上的社會制度，沒有威脅。
這一層意思同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對農民的估計倒是一樣。俾斯麥認為，民主普選制對他的統治並無大礙。農民在大事上向來支持教會，國王或者皇帝。普選將會加強右派，而非左派。
Demagogy的第二層意思是：窮人大眾容易失去理性（或本來就沒有理性），易於被煽動而走入“邪”門。一旦如此，則會成為極可怕的力量。巴黎公社時期，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是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他的名言是“財產權即盜竊”，它對窮苦大眾極具煽動力。一旦窮苦大眾認真實行蒲魯東的名言，剝奪盜竊者的盜竊財物，私有產權社會能不歇斯底裏嗎？馬克思著有“法蘭西內戰”一書，是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反思。馬克思的結論之一是，巴黎公社當局的一個重要失誤是，沒有及時地沒收（剝奪）銀行，以致大小有產者的許多私有財產，都及時轉移出巴黎了。亦即，巴黎公社執行蒲魯東的名言，還不夠迅速和徹底。
“聯共黨史”認同這種觀點，它說：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把（取消財產私有制的）共產主義思想“從外面灌輸”到工農大眾中去。“煽動”即是一種“灌輸”。用“從外面灌輸進去”一語形容共產主義力行者與工農大眾的關係，是馬克思本人首用的。工農大眾是可以被灌輸的，是應當被灌輸的，也是必須被灌輸的。 “灌輸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之一。共產黨的宣傳部，即為灌輸部。
列寧說得更直截了當（忘了出處），他說，俄國革命衹要有一百個志同道合的職業革命家就足夠了。如果一百個職業革命家能到工農大眾裏去灌輸，宣傳，鼓動，就足以煽起巨大的力量，把俄國翻過來。
“聯共黨史”第六，七章描寫的十月革命，大體就是按列寧的路線進行的。在沙皇制下，列寧和他的“一百個”布爾什維克同志，不可能公開地灌輸，宣傳和鼓動。以致列寧在國外逗留了17年。根據KGB 公開的檔案，職業革命家們在國外期間都有不錯的財源支持，可以寓居於柏林，巴黎，和意大利卡普裏島等地 [2] 。1917年俄歷2月，俄國的民主革命成功，沙皇遜位，代議制（杜馬）的臨時政府掌權。列寧於4月就回到國內。在民主體制下，“一百個”職業革命家們可以公開地或半公開地到工廠去宣傳，灌輸和煽動了。結果，“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獲得工人大眾認同。最終，蘇維埃擠垮了杜馬，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俄國翻過來了。攻打冬宮並不是十月革命的關鍵。按“聯共黨史”，俄歷10月25日入夜，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向冬宮開炮，攻打冬宮開始，到10：45pm就宣告勝利了，大體是一場電影的時間。十月革命成功的關鍵是布爾什維克對工人和相當一部分士兵的灌輸取得成功。
布爾什維克職業革命家們對農民的灌輸並不成功（俾斯麥猜對了）。所以，內戰爆發時，多數農民支持白軍（主力是士官生）。蘇維埃鎮壓反革命，哪怕他們是農民（最落後的一類），民主政體在俄國再度消失。
把“聯共黨史”放在十九世紀歐洲社會革命歷史背景裏重新一看，就發現，五十多年前 “被灌輸”和 “自灌輸”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一些章節正是在描寫demagogy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甚至在電影“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中也能看到蛛絲馬跡。
四
當政者，大都不喜歡擴大民主，更懼怕擴大民主以後可能產生的demagogy。這一點都不奇怪。
有一點“奇怪”的是，儘管demagogy的幽靈一直在歐洲遊蕩，儘管對民主制一直有憂慮和批判，儘管民主政體有負面的歷史經驗，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後，西歐各國的民主政體並沒有停滯或萎縮，而仍是在發展和擴大。
1880年，法國當局大赦所有1871巴黎公社政治犯和逃亡者。最極端的革命家布朗基（巴黎公社的名譽主席）也被釋放。
隨後，西歐各國的選舉權人數不斷增加。選舉權的普及程度是對民主政體發展的一個動態的定量度量。
英國：1883年，20歲以上男子選民人數從8% 增加到29%。
比利時：1894年，成年男性選民人數從3.9% 增加到37.3%。
挪威：1898年，選民人數從16.6% 增加到34.8%。
法國，十九世紀末，選民人數也已佔成年人口的30-40%。
芬蘭：1905年，選民普及到76%。並賦予婦女投票權。
奧地利：1907年，實行普選。
意大利：1913年，實行普選。在十九世紀末，意大利還有67%的人口是文盲。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西歐各國的男性公民大體都有了選舉權。成年的“男性牲口”都變成主人了。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俄國和土耳其以西的歐洲，無論戰敗國或戰勝國，大都以民主制（憲法，普選制，議會）重組國家。
1871年巴黎公社數萬人死於非命之後的數十年裏，西歐民主政體有如此的發展。如何解釋？
民主體制不再在乎“暴民恐懼”了嗎？
[1] 本文中的一些數據取自Eric Hobsbawn 的“資本的年代 1848 - 1875”（1975），及“帝國的年代 1875 – 1914”（1987）。
[2] D. Volkogonov, Lenin ( Free Press ，New York， 1994) 。
2012. 3. 18 . 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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