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先生
得知方励之先生去世，不胜悲悼。
一般人知道方励之，正面来说，是他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89年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反面来说，是中共官方宣传中他的那个在美国使馆避难的镜头，至今还是很多犬儒主义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起到了同一时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运动中其他人没有可能起到的作用：从科学出发，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为武器，在中国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战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信念。
这种挑战后来从科学发展到政治，在80年代和以后使方先生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异议人士”。但是追根溯源，我们应该看到，方先生不是一个政治家，本来也无意卷入政治，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迫使他无法和专制教条妥协，是这种思想上的不妥协推动他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方先生早年不但也是一个革命青年，而且是中共体制下受惠的精英，以草民身份进入中共科学最高学府和研究机构。但一旦当他接触到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专断教条完全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学时，我想，是人性中对真理的追求推动他走上了和专制主义做斗争的不归路。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方先生确实属于极少数，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这个教条在内心同样不屑，但他们对真理的坚持从来没有超出科学的领域。
我没有机会见到方先生，但是2003-2004年间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和他联系。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文章，那篇近两万字的文章2006年发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Modern Asian Studies上。
在采访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说的两个细节，而它们本来都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政治意义。
第一个是方先生50年代上半期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从一本非主流的参考书上看到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界，从列宁开始，海森堡的那个学派就是批判对象，说它在量子领域的理论是“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了西方“唯心主义”。
海森堡的那句话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布洛金采夫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在“全盘苏化”的中国也很有影响。他写的物理学教科书必须遵从列宁的“科学思想”，甚至为其作注解。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甚至有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个是在文革早期，方先生被下放时，唯一能找到的有关科学的书竟然是一本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著作。正是这本书把他带上了研究宇宙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直接通向对时空无涯，运动永存这个毛主义信念的怀疑。当方先生接触到60年代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重要观测结果时，他就在1973年复刊的中国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科学语言表达了这个怀疑。那篇文章立刻给他带来了毛主义者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批判。那段历史，需要另文说明。
就这样，两个和现实政治完全无关的细节竟然在方先生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想，与其说这两个细节有多么了不起，不如说那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控制是多么全面，但正因为如此，又是多么的脆弱，因为它处处皆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但是历史真相，而且连某些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官方意识形态要压制和屏蔽的对象。
附上我2004年发表的一篇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
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作者：程映虹
最近一期的《开放》杂志上金锺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当年北大和清华学物理的学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三分之一的右派学生是物理系的，清华技术物理系一半学生是右派。金先生爲此问过北大当时最有名的右派学生(也是物理专业的)谭天荣，谭说：这是因爲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爲什麽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呢？谭先生说这可能是因爲他们学的是数理逻辑，受的思想训练比较严格。这就是说这种思想训练容易和共产党的教条发生冲突。
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因爲它补充了一个通常被忽视的独立或者自由知识份子的思想来源。1957年和中共发生冲突的知识份子中，一部分人是在旧中国受到传统 和西方教育，另一部分人是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在1949年以后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
这后一部分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演变比前一部分人更值得研究，因爲他们并不是通过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密切接触，或者甚至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而完成这种思想转变(虽然这种西方理论仍然非系统地反映在一些“内部”出版的书刊上)，而常常是通过个人经历。这种个人经历可以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真相的认识(例如党内的残酷斗争，农村的普遍贫穷，社会上的阶级歧视和政治特 权)，可以是通过对共産主义革命历史真相的了解，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探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在逻辑和知识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 然是四卷毛泽东选集所无法比拟的，也比列宁的要多一些说理的成份和思想性。在当时，这几乎就是年轻一代寻求真理的知识份子的全部思想来源了。
一，科学与马克思主义
但是，谭先生的话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来源之外，中国1949年以后独立知识份子还有一个思想来源，这就是科学真理和科学训练。
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毛泽东思想更不是科学，但它们都自命爲科学，还要指导科学，这就和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50年代上半期中国生物学家对苏联李森科学派的斗争中已经有了表现，但这种冲突更深刻和持久地表现在中国物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和反抗上。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物理是一门特殊的科学，物理学中的微观和宏观部分，即基本粒子理论和天体物理，尤其是宇宙学，接触的是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基本结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门。
马克思主义和别的意识形态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归根结底并不是建立在对人和社会组织的行爲分析上，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上。这种宇宙观由一套简单而清晰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组成：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物质内部充满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物质是运动的，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被人的认识所掌握的。物质的存在是无限的，它的运动也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因爲物质和运动都是无限的，所以时空都是无限的，宇宙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无限的。
这套原则据说揭示了宇宙的根本规律，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都统一在这套规律之下。因此掌握了这套规律的人不但能解释社会，也能解释宇宙和自然。这就是爲什麽马克思主义的各派掌门人都不但以政治家自居，更自命爲哲学家甚至科学家。
马克思主义这种自命的宇宙普遍真理说，早期反映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上，他写的就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后来他和恩格斯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自然科学由恩格斯负责，所以恩格斯有《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宁有《哲学笔记》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种宇宙观在文革时期的海外可以说表现在秘鲁恐怖主义共产党“光辉道路”的领导人身上。“光辉道路”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是大学教授，主要领导人古兹曼号称“安地斯山的小毛泽东”，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康德的空间理论，他本人文革早期在中国接受过训练。“光辉道路”的另一个领导人卡瓦塔也是一个哲学家，在他们给学生讲课时，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从宇宙起源讲到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后来的毛泽东古兹曼之流没有区别，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毛泽东思想和古兹曼主义的基本元素。
毛泽东号称对自然科学有三大兴趣：宇宙演化、基本粒子和生命起源，涉及的都是最根本最深奥的科学。但他自然科学的底子不要说和恩格斯，就是和列宁也无法相比，大概勉强只有初中水平，而且毫无系统。但就是凭著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坚信，他从1955年起就教训中国科学家，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宇宙是无限的，“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六、七十年代他的这套“无限可分论”成爲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不断寻找对立面，不断发起运动和斗争的“科学”根据。
因爲在毛泽东看来，说到底，如果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那麽文化大革命和“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合理的，对于当时当下而言是动乱，放在整个宇宙秩序中却是和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这三者都服从同一套规律。
毛的这套“宇宙论”信念貌似科学，实际上不过是所有前现代统治者从神秘的 宇宙秩序和巫术信仰出发爲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现代翻版，是二十世纪的甲骨文和“天命”论。然而直到今天，新老毛主义者还津津乐道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因此，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中，物理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最密切，或者说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谭天荣所说的“追根究底” 是什麽意思。也不难理解爲什麽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有这麽多右派。当然，物理专业的学生当时成绩最好(尤其是清华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是挑选出来造原子弹 的)，因此思想和个性相对独立的人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二，方励之现身说法
更有说服力的是方励之先生的事例。在我最近对方先生的访谈中，他告诉我，他最初就是通过科学开始怀疑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先生于1952年到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书，当时教科书都是从苏联过来的，其中有一本是由苏联著名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布洛金采夫写的，书本身还可以，但前面的一章序言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和对西方当代科学家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哲学理论的批判。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方先生发现了被布洛金采夫所批判的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针对布洛金采夫的。海森堡的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爲本来任何学物理学到一定程度的人，都会觉得列宁说的那些没有道理，列宁在他的《唯批》中对另一个奥地利物理学家也是哲学家的马赫的批判也是乱扣帽子。但是如果没有碰到这麽一个一针见血的批判，可能这种怀疑和不满就难以达到彻底否定这种教条的程度。
方励之先生说，当时在北大的学生和北京的物理学家中有和他类似看法的人不少，但对问题感受的深刻程度不一样。方先生后来在反右中丢掉了党籍。
到了70年代 初，以他爲首在中科大物理系形成了一个志愿成立的天体物理研究小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也许很难相信，在毛泽东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参加一个非官方的研究天体物理的小组是有政治风险的，研究宇宙论也是如此。因爲到60年代末，在西方天文学中，越来越多的观测资料都倾向于宇宙是有限的结论，尽管这种结论并不 是最终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型来表达。于是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就免不了要碰上这个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命门的问题。很多物理学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愿意研究宇宙学。
但科学家的责任感驱使方励之和他的同道投身于这项研究。方先生说，当时他并非有意要挑战官方的宇宙学论断，但问题是他要做研究，要做研究就没法不去碰那些教条。他们的研究不久就和四人帮在科学领域的代言人，上海的“李柯”和《自然辩证法杂志》发生了冲突。《自然辩证法》发表了大量文章批 判天体物理学中的“异端”，甚至还“邀请”方励之等参加“讨论”，引诱他们暴露观点。
但是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天文台等地科学家的支援下，方励之等人对宇宙论的研究一直坚持了下来，这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思想界是一个奇迹。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70年代，思想控制再严酷，也不可能达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学界用科学方法观测到的资料的程度，就象教会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真理和观测资料成了思想异端的庇护所。
方励之(还有后来的许良英)等人与马克思和毛主义宇宙论教条的战斗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直到1986年，胡乔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这份杂志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后来的毛主义左派，都把爲了坚持宇宙无限的信念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擡出来爲自己辩护。但事实上，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相反证据的时代，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正是那些认爲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成了英勇无畏的布鲁诺。
以方励之和许良英等人爲代表的自由主义科学家，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80年代爲自由民主的大声疾呼 (其高峰是1989年2月致中共的 公开信) 正是建立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用信仰压制科学、威逼科学爲信仰服务的痛切认识上。而这条重要线索，正是发端于50年代中期，在双百运动中初露头角。
因此，科学(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训练、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和宪政、法制、人权、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等等一起构成了今天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
这条线索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从终极意义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爲统治意识形态在知识论上的合法性。我们今天回顾反右的历史，回顾1949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艰难成长的历程，不应该忽视这条线索。
（原载《北京之春》2004年 11月号。文字有所修订。）
程映虹，《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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