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川：左派政治与党国体制

　　当我说到“党国体制”，是指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这样一种客观现象：民族国家的国家政权和政党政治深度粘合在一起，政党政治的目的和舞台都是国家政权，而国家政权又依靠政党政治的理念、干部和组织来实现治理，两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对于今天的左派而言，党国体制确实是个绕不开的问题。国内方面，去年以来在民间毛派内部出现了大规模的论争和分裂，其核心就是如何看待党国内部的健康力量问题。最近，被很多人认为是左倾实验的重庆治理遭到了遏制，但其引发的辩论并没有停止。与此同时，学院新左派在大谈中国的“文化自觉”和独特治理，也被很多人指责是背弃批判和民主立场，攀附实力正在上升的党国体制。

　　国际方面，苏东波后欧美日的中左政党退向“第三条道路”，非但并没有扭转左派的颓势、击退新自由主义的猛攻，反而在国家政权层面形成了中间派对右派的偏右大格局，当然学界也没有相应的新思路拿出来，以致于面对经济危机和美国衰退的形势，在西欧五大国和欧洲议会却全线败退。即便是在左派占上风的拉美，那些更加民粹化的政党在执政后是否背弃了左派原则，也是让很多支持者争议和怀疑的事情。


　　政党政治的历史经验和反思

　　十九世纪出现的现代政党和左派政治，都是政治大众化的产物。面对强大的国家反动政权和散乱羸弱的底层民众，追求民主的左派往往选择通过政党政治来开展政治工作：建立一个团结有力的政党，动员底层民众，夺取或参与政权，然后推行自己的政策。政党政治顺应和结合了现代社会的特点，所以近一百年内得以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普及。而左派也通过努力，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赢得了政权。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或政策在核心地区的欧美日时常占据主导，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左派通过先锋党建立了牢固的统治，亚非拉的左派政党也往往在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占据主导。政党政治和左派政治至此达到其发展的顶峰。

　　政党的出现是人们寄望改造国家的新工具，它曾帮着实现了大众对政治的广泛参与，提出了各种极富活力的理念和主张，展开了很有意义和影响的政治争论。但等到在各地掌控政权普遍成功的时候，政党却又成了国家官僚化的附庸，僵硬反动的党国体制开始出现。人们发现，政党开始将占据国家政权当做自己的唯一目标，而不是（为实现政治追求的）策略途径；政党开始沉淀出自己的规则和利益，沦为国家精英的利益分赃的工具，它无法再代表基层党员和民众的权益，提不出有意义的争论，死板僵硬，突破不了局面。二十世纪上半叶大众民主开始衰落，不论是多党轮替制还是先锋党一党制都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各国的选举投票率和政治关注度都在下降。这其中的原因既有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核心单位——民族国家）的局限，也有政党自己集约、分工、科层的官僚体制问题，还在于当时占主流的左派政治还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核心。

　　六十年代的世界革命，不但在政治上宣告传统左派的失败和新一代左派的登场，也在制度上和思想上展开了对以上深层问题的反思争论。此后的几十年来，形势右转，以撒切尔里根邓小平和皮诺切特为代表，政治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和经济社会上的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并且逐渐在党国体制中占据主导。左派则转战思想文化和社会运动领域，处于相对的守势。


　　抓紧从新形势和新实践中找到灵感

　　很多新一代的左派在以上历史的基础上，试图革新组织的科层化趋势，新的社会运动和组织普遍采取更加扁平化的形式，减少中间环节更好的上下沟通，提倡广泛参与尽可能反映多元呼声。但如何处理与政党和政权的关系，仍然如本文开篇那样，是左派必须正视的问题。

　　左派今后的态度，首先是正视历史和经验，不再依赖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已经随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走向了破产，尽管政党仍然会是组织民众、参与政权的主要形式，但是，政党的形式必须出现新的改变，而更多的民众政治参与将通过政党之外的其他途径进行。

　　在党国体制不再成为唯一重要的政治战场，权力向思想文化、跨国领域、社会运动等领域转移的时代，左派必须在党国体制之外建立起强大而活跃的民众组织和运动。这个力量是民众左翼权益的主要体现，也是制衡各种精英力量（包括左倾的）不能为所欲为的基础。沃勒斯坦以巴西一个最大的左翼民间社会力量“无地工人运动”为例，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思路：“无地工人运动”在2002年支持卢拉和劳工党上台，尽管他没有兑现其全部承诺，他们在2006年仍然支持他重新当选。他们是在充分认识到其政府局限性的状况下这样做的，因为另一个选择明显更糟。但是，他们同时也一直保持着对政府的压力——与之会见，该谴责时就公开谴责它，并组织基层民众反对它的失误。墨西哥的恰帕塔运动对革命民主党、南非的工会和共产党对国民大会党，很大程度上也起着类似的作用。毛主义鼓励民众组织和运动来监督和批判党国体制，欧美占领运动和阿拉伯起义，通过民间大众动员来影响而非参与党国体制来诉诸改变，都是同样的道理。

　　民间力量保持独立自主和批判性，但又不完全拒斥与党国体制正面互动——这个新出路不仅有空间和可能，而且还有形势的迫切性。我们当前面对的一个主要形势是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危机，不再乐观的经济前景会让各个社会群体和力量更加激烈地争夺，很多民众面临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下降，对此，左派完全放弃利用党国体制的可能资源是不智的。在中长期，我们可以继续为更好的替代方案而争论而探索，但是在短期，我们已经没有继续内部纷争的时间了。

王晓川，三农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