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通過《歷史決議》一箭雙雕，逼華國鋒下台

北京學者座談發言紀要（3）



《新史記》編者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 決議》。30年後的2011年10月中旬，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北京一批知名學者，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 的，沒有任何宣傳，但是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的深刻批判，非常值得關注。



鄭仲兵（續前）：在敘述和總結歷史過程時，鄧小平還公然用詭辯和謊言來糊弄事。

1，接受陳雲謀略，增加建政前28年的敘述。鄧小平雖說不提“路線鬥爭”，但事實上是按著路線鬥爭的思路，把28年的歷史曲折都推給陳獨秀、張國燾、王明等當年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左”或右的錯誤。從而神化了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共產黨。
2，要求把1957年以前寫成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完全正確無誤的歷史。連“三大改造”，都說成是“偉大成就”，成為之後“一切進步的基礎”。

3，1957 年“反右”運動被說成還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的問題。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被說成“急於求成”，“沒有經驗”的問題，而且為了掩蓋錯誤，鄧小平提出先寫成 績，再寫錯誤。在此之前，連起草人胡喬木都覺得為難，他說：“唉呀，不寫缺點通不過啊，造成這麼大危害，不寫，怎麼說服黨內外呢？”鄧小平這麼一支招，鄧 力群說，“稿子的全貌有了改觀，總算解決了問題。”（《12個春秋》166頁）

鄧小平甚至把毛澤東完全錯誤估計形勢的《1957年夏季的 形勢》一文當作“完全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要人們去繼承和發揚。就是這篇文章提出：“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不可調和的你死我 活的矛盾。”因此才有了殘酷打擊近百萬知識精英的反右運動。還提出“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必須 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於是十年之後出現了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於是出現了延續20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極權獨裁政治局 面。

4，承認“文革”“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算是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但是，鄧小平還強調“毛澤東同志 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而把責任都推給所謂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後來覺得不夠，又加上康生、謝富治兩人。《決議》 給文革的定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裏竟然連毛澤東的名字都捨不得點，只含混地說 是“領導者”。更嚴重的是，究竟是誰利用誰的問題。這個問題，閻長貴先生已作了很好的論證。

5，根據鄧小平意見，決議後來還加了一個部分：“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的歷史”。完全是鄧小平的權術，即通過起草《決議》達到一箭雙雕的功效，既打擊整肅了“自由化”的勢力，又能逼宮——逼使華國鋒下台。

華國鋒被迫提出辭職是1980年12月，而在1980年9月，鄧小平個人通過胡喬木將華執政四年的問題，作為專門一個部分寫進決議稿，並送常委會“審閱”。

華 國鋒表示反對。他認為沒有經過常委會討論，不符合組織手續。他還援引毛澤東在七大的做法——七大只總結抗日戰爭以前的問題。華的反對顯然是合情合理的。鄧 小平不僅沒有理睬他的意見，還把稿子下發，發動四千高級幹部大討論，為華下台製造輿論。鄧力群在《12個春秋》中承認：經過四千人的大討論，把華國鋒問題 寫上決議，“這對於華能否繼續當黨的主席成為一個關鍵。”（171頁）

不僅如此，鄧力群在9月下旬，先後在科學院黨委、中辦和中直機關黨委借談歷史決議，專門講了華國鋒問題。一次是半天，一次是三個多小時。
11月16日，政治局召開會議，批判華國鋒，華國鋒被迫提出辭職。12月5日，政治局會議同意華辭職。最豈有此理的是，鄧小平在六中全會預備會上說：“華國鋒的名字這裏需要點（按：指寫入《決議》），因為合乎實際。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志的工作。”

官家媒體總是冠冕堂皇地說：《歷史決議》是按民主程序、自由討論的產物。不僅吸收了三中全會以來思想認識的成果，而且聽取和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先有四千高級幹部的討論，最後又有幾十人的討論，幾易其稿，最後才修改落實定稿。其實這都是假象。

四 千人（加上中央黨校1500學員，應有五千多人）大討論，40多位同志討論，確實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認識和意見，而且對毛澤東問題和毛澤東思想的看法，佔很 大分量，但都被排斥掉了。四千人大討論是在1980年10月份進行的，11-12月初鄧力群在中央黨校做題為《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的報告中，就嚴 厲斥責黨內高級幹部在討論《歷史決議》稿時“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化言論”。（未完待續，《新史記》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