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倒下，天意，还是人为?

　　作者：看山

　　薄熙来，当代中国政治和思想生态中的一个巨大符号，现在看来似乎是确凿无疑地倒下了。在巨人倒下的轰然声中，有人欢笑，有人悲泣。“薄熙来为什么倒下?”，这问题如同一个魔咒，吸引着各个方向的人向它走近，给出不同答案。疑问依然高悬着，它的跨度将超越十八大。这确实是一个斯芬克斯之问，由此形成的不同共识，或许将决定未来中国的走向和命运。

　　一，天意，抑或人谋?

　　欢呼“薄熙来倒下”的人群，倾向于将此视为一种天运。许多人认为，这说明“天佑中国”，在正确的时间发生了正确的事：恰恰赶在十八大即将召开的节骨眼，次第发生了海伍德案和王立军滞留美领馆事件，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天要薄熙来亡，薄不得不亡。更有人将这种“天意论”赋予一种历史决定论色彩，例如荣剑先生在其《回望重庆》系列文章中称：“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意愿的任何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多么鲜艳的红色面目，都注定无法长久持续下去。”——荣剑先生的文章，我是佩服的，但这话就有点看不懂了：“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在中国这么管用了?如果真管用，那么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方励之，今天的刘晓波，是不是也是被这个东西刷下去的啊?

　　天意论虽可让支持者产生一种“天命在我”的情怀，大涨己方威风，大灭彼方志气，但将这样一桩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轻巧地归功于天或者“历史潮流”，无异于把数年来为了“这一天”而殚思竭虑谋篇布局、风尘仆仆推波助澜的人之功劳一笔抹杀，令他们成了无名英雄。虽然来日论功行赏时，他们还可站出来说“这是我干的”，甚至手书回忆录名传后世，但此时此刻，因为“天命”而喜悦或悲愤的那些人，岂不要凭白浪费几多感情?人民的意愿既不可违背，人民的感情也不可戏弄，因此还是直接走近真相的好。

　　真相就是“人谋”。通向重庆变天的每一步，都可以看到人谋的影子。早在几年前，就听说京城成立了一个“倒薄联盟”，成员涵盖政、商、法、学、媒，范围遍及全国各地，联通海外。更重要的是，那些方便出头露面的，还只是帮闲、跑腿、骂阵之流，真正有分量、有力量的大人物，隐身于大旗幕后。这个联盟已知的工作是：致力于搜集(能编造就编造)一切不利于重庆的证据，联络和整合一切反重庆的人脉与资源，给重庆制造所有可能制造的麻烦，大造丑化重庆的舆论，将重庆的所作所为定格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意愿”……方舟子曾公开表示，几年前有南方系的人找到他，希望他证明王立军的文凭造假，被他拒绝。于此可见，这个联盟的运筹之细、耕耘之深。

　　几年来，相信这个联盟及其背后大佬已经播下很多种子，尝试了很多突破方向。重庆“千日维新”的过程，就是反对阵营罗织罪证、张开罗网的过程。荣剑先生以为： “从(重庆新政)最初实施情况来看，外界的总体反应尚偏于正面”，“即使那些批评者，也是抱着先看看再说的态度，并未从一开始就发出反对的声音”——这只是浮在水面的表像，水底下却是潜流汹涌，虽然没怎么发出声音，但早已在制造风浪，只是很多时候制造出来的，仅仅是几个水泡而已。应该说，“李庄案”是这个联盟取得的第一个突破，也是各方联合协同作战的一次大演习。一些没有进入“倒薄联盟”圈子，仅仅从价值立场上反感重庆的人，天真的认为，重庆模式之所以首挫于“李庄案”，是因为“蔑视法律和道义的行为，最终一定不可收拾”;联盟圈子内的人，更乐于让人们这么认为。前一部分人忘记了，出面“收拾”重庆的，恰恰是制造了陈光诚案、艾未未案等更加“蔑视法律和道义的行为”之党中央。李庄案与陈光诚案、艾未未案以及全国大大小小至少数以千计类似案子的区别是：前者或有程序的瑕疵，但重庆打黑的结果是好的，赢得了重庆绝大多数市民的称赞和拥护，虽于程序正义有损，实质正义却无亏;而后者不但在程序上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有的还直接取消程序，结果也为民诟病，或者直接就是官黑一家，夺民生计，既损程序，又亏实质。试问：制造了这么多有过之而无不及“蔑视法律和道义的行为”之党中央，怎么可能因为区区程序瑕疵而“收拾”重庆?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收拾”，真的能挽救“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中积累起来的政治信用和合法性”吗?拿下薄熙来、王立军，难道就说明中国朝向“真正的法治”了?重庆对李庄的做法，最多只是对法治不够尊重;而中央对重庆的做法，完全是取消了法治。正如“人民声援运动”的公开信所言：“党的文件说薄熙来违纪，现在中国共产党违法。”——当年的李庄还有强大的律师团队为其辩护，主流媒体也几乎是一边倒的声援;现在的薄熙来、谷开来声息全无，人们只能坐听党中央、主流媒体、主流知识分子以及海外舆论联手对着空气发功。

　　“李庄案”之程序瑕疵，绝非“实属罕见”，而是全国各地所在多有。重庆与其他地方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结果是利民惩黑，后者的结果是利官损民。真正“实属罕见” 的，是公众对“李庄案”程序瑕疵的聚焦烈度，以及公共话语将这种瑕疵上升的伦理高度。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李庄背靠的由某太子主办的律师事务所有惊人能量，聚拢了大量政法、政商和舆论资源(这也可构成判断“李庄案”是非的另一视角：太子党的牙口、肠胃，众所周知，现在有一位大太子竟然选择律师行作为发家之所，不难想象他们打的都是一些什么官司)，更是由于“倒薄联盟”的运筹、组织得力，一下子重庆的行为变得“人神共愤、千夫所指”，打黑的人变得似乎比强奸邓玉娇的人、奸杀王家飞、王家红姐弟的人更可恨。

　　“李庄案”还只是“倒薄联盟”第一次“浮出水面”，他们真正搅起杀伤性风暴的，是辽宁铁岭的谷凤杰案，将王立军发迹之地的铁岭公安局一锅端。现在还无法确知，当时策划者的初衷，究竟是搜罗罪证以打倒王立军，断薄熙来一条臂膀;还是敲山震虎，逼重庆自乱阵脚。如果是后者，那就太可怕了——后来重庆事变的每一步走向，似乎都在策划者的遥控之中：“倒薄联盟”就像在操作一台爆米机，按下按钮，这一头玉米籽进去，那一头爆米花出来。

　　不妨采用现在流行的拼图方式，按时间顺序来还原重庆变天的几个关键步骤。去年6月，辽宁谷凤杰案发，王立军过往的劣迹和瑕疵进入被放大镜、显微镜审视的阶段，重庆震撼;8月，中纪委高层赴重庆，据说还随身携带两明两暗4个调查组，对王立军形成“即将采取专政行动”的心理高压;王立军很明白自己在铁岭留下了什么样的尾巴，更明白铁岭专案组得到他的资料只会比他本人知道的多，不会比他知道的少，无论问题大小，对正处在仕途上升高速路段的王立军，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心理高压下，即使有薄熙来作为后盾，“中纪委将拿他怎么办?”这一问题，仍时时撩拨着他的神经，以王之大胆彪悍，乃决定窃听中纪委;对中纪委在重庆高层的窃听，显然不止一次，而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夜路走多终遇到鬼，当中纪委高层与中央主要领导人通话时，窃听被中央发觉，王立军问题的性质乃改变;诡异的是，面对如此性质，曾经将中办主任杨尚昆打落尘埃的严重错误，中央竟然没有对王立军采取任何实际性处理，仅仅是加强了调查;可以想见的是，同时有“好心人”将中央已发现王窃听的事实告知重庆，王的心理压力更大，重庆最核心的部位开始出现裂纹。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句：由于窃听是针对中纪委对王立军展开的调查，而王立军本身又有窃听之能(他后来直接启动了对薄的窃听)，所以薄熙来事先知情的可能性很小。当事后知道王立军窃听并被中央发现后，由于性质不同，薄不可能再对王表现出大包大揽;在王的感觉中，这就是薄有可能弃子的表现——策划者的图谋终于生根发芽了，经过种种巧妙运筹后，“倒薄联盟”进入“听胡”阶段。王立军确有理由对薄熙来心怀怨愤：自己在铁岭那点事，比起别人来根本不算事;如果不是追随薄熙来“打黑”成为众矢之的，自己又怎么会暴露在中纪委的枪口之下，何必冒风险搞窃听?现在眼看事情闹大了，薄熙来竟有“切割”之意，王立军焉能不愤愤不平?中央将王立军窃听事件拖得越久不处理，王心中那根愤愤不平的幼苗就成长得越茁壮，最终演变成“搜集薄的不利证据，要么逼薄与自己绑在一起，要么出售以邀功”这样一种清晰思路，并利用自己手中权力，开始了对薄的侦察和窃听。11月海伍德案发，成为底定胜负的关键一子。按常理说，此案事涉友邦，中央既敢在事后公开宣称有证据显示为他杀，薄家人有涉案嫌疑;而且王立军在赴美领馆前，也事先安排了人手定时向南方系爆料以作为保险，此案之“做实”应无疑义。但疑窦在于，此时的薄、王之隙，虽然还没有公之于众，然谷开来岂能不知?如果真的事涉凶杀，薄、谷又怎么可能让王有接触事态、甚至掌握证据的机会?从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薄的态度看，他自信自己是没多少问题的。因此，真相就有了另一种可能。

　　王立军太需要一根救命稻草了，他必须掌握薄熙来的致命要害，才可能从绝境中突围而出。如果没有很清晰、确定的证据，对于这个敢于窃听中央的人来说，含糊的可能性也不妨做成确定——批评者不是一直说，王立军早就是这样干的吗?毕竟，薄熙来作为当下糜烂官场中一员，王立军和其他人一样，不相信薄会“出污泥而不染”。薄肯定有问题，关键是要给出一个“必须查他”的借口，将其置于聚光灯之下，这是王立军和“倒薄联盟”不谋而合的思路。王立军的作用，就是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借口，并且以“滞留美领馆”的惊人剧目，使“查薄”如箭在弦上——当箭射出去后，对借口的真伪就不能置疑了，必须众口一词。

　　此时此刻的中央，对薄熙来罪证的需求与王立军同样迫切。只有像海伍德案这种大罪，才能将薄熙来一击而倒，并且不起波澜。面对友邦和党内支持薄的力量(人民是无关紧要的，不在考量之列)，中央确实不太可能自己出手制造假案，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时代了。但如果是王立军在基层早已做好了铺垫，而且一口咬定，中央只需要顺手推一把，相信乐于顺手一推的，大有人在。正因如此，在这个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曾经大部分被以诸如“叛徒”、“内奸”、“投降派”、“反革命”之类罪名打倒，而且似乎还证据确凿的国度，一日薄熙来、谷开来不能站出来自由、公开地说话，一日人们有理由怀疑此案到底是“确实”，还是“做实”.

　　二，中国为什么需要薄熙来?

　　在宪政民主成为普世话语和政治正确的今天，可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相信，民主化是当下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些人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民主化也需要前提和条件。抽象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中国也终有一日会实现民主，但民主并不是当下中国的迫切问题所在，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对症之方。

　　首先，民主的良好运行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简单说就是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中产阶级作为主导成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缺乏上述基础的转型国家，罕见民主制度运行的成功案例。究其原因，民主制度的政治决策间接诉诸民意，而在金字塔型社会的内部，贫富两端的利益矛盾尖锐，冲突难以调和，社会情绪易趋极端，民主制这种自下而上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难以稳定。不是经常陷入两极对立的动荡，就是精英阶层(权贵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安全、同时也是为了社会全局的稳定，“不得不”扭曲制度，将诉诸民意的程序歪曲成持之一端的权柄，民主徒有其形。

　　这还只是民主社会本身的运行条件，由非民主社会向民主的转型，所要求的前提更苛刻，因为它需要经历一个先破后立的过程，其间社会秩序必然出现空档与缺口。即使只从避免大的动乱这一最基本要求出发，至少也需要社会内部没有积累大的矛盾和怨恨，社会情绪相对平和。否则，从长期压抑中解脱出来的双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报仇解恨，如此又怎么会有构建民主所必须的协商、退让和妥协精神?社会又如何走向有序?坐在“原罪”火山口上忽悠民主，富豪们就不担忧自己的身家性命吗?如果9常委中大多数人的身家都数以亿计，你让他们怎么敢答应开放政治参与、实行官权民授?在这种积怨深重、矛盾尖锐的社会条件下，如果既得利益群体还支持民主，那只说明一件事：他们心中所想的“民主”，和你心中所想的不一样，和他们口中所说的也不一样。这种“民主化”，对于经济既得利益阶层来说，就是经济政治的一体化;对于政治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就是权力分配的一劳永逸，正像国企私有化是对利益分配的一劳永逸一样。

　　因此，民主化的前提，是必须化解过多的社会积怨和不公，这也是当下中国最亟待解决的难题，无疑也是民生之外，大多数中国人最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民主化在中国一日不可能真正成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一次目的在于矫正社会正义的利益再分配。普京就是因为进行了这种矫正，声誉才达到最高峰，才能带领俄罗斯走向复兴。矫正的幅度和范围，可以视具体情况和条件而定，但这一程序必不可少，这是完成社会正义、稳定人心的必要仪式。否则，良性的民主化就只能贻之于分配关系稳定的几代人之后。

　　这种矫正，直指最强大的利益集团，难度可想而知。它的启动、进行和完成，需要一个能够摆脱利益集团纠葛的政治强人。薄熙来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是在世政治人物中唯一符合标准的人选。正如胡耀邦、赵紫阳成了右翼的图腾一样，在今天，薄熙来也成为左翼民众的图腾。但薄与胡、赵不同。胡、赵之赢得拥戴，仅仅是因为思想倾向符合右翼的期待，这在当时的政治领导人中属于凤毛麟角。但胡、赵的政治主张是否真的和拥戴他们的人一致(在这方面胡一辈子也没达到要求，赵只是在下台后才有所表态)，胡、赵上台后又能否实现这种主张，支持他们的人心中也没有数，只是打着能够往前推一步就推一步的算盘而已。薄熙来则不然，他不但提出了明确的、符合左翼期待的主张和方案，而且展现了足以践行方案的能力。在支持者的心目中，他既知道要做什么，又能够把事情做好，他是真正的理想化身。通过唱红、打黑、除恶、肃贪，他表达了一种矫正正义的愿望、意志和能力;通过重庆的民生建设，他在让部分人感受实惠的同时，更让大多数人看到了远景。支持他的人奔走相告：这样的领导人，这样的未来中国，正是我们想要的。

　　这样一面旗帜，这样一套解决方案，如果由“第四代”提出来最好，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由此可画出一个圆满的弧形，一切议程在时间上都衔接了。但是，“第四代”限于识见、能力和魄力，蹉跎十年。“第五代”当然也可以接过这套旗帜和方案，但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仍然是一个难题。人们凭什么要相信他，相信这个此前一直循规蹈矩、泯然众人的人?同样的事情，不同人操作，结果显然不一样。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没有邓小平，中国也照样能成功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所以，薄熙来在今天倒下，也意味着中国的社会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被中断，民主化再次置后，启动的可能性遥遥无期。那些致力于打倒薄熙来、欢呼某些忽悠政治改革口号的人，以这种方式正在离自己最终的目标越来越远。

　　这也是薄熙来真正的罪状——在“第五代”还须藏锋韬晦、不能自我展露的敏感时期，薄熙来走出了自己的路，让其他人无路可走。9常委董事会当然各有各的利益，相互之间也在博弈，但如果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至少名义上的共同利益是十八大交接班的顺利稳定，薄熙来成了这种稳定的潜在威胁。搬开这块石头，在董事会层面很易达成共识，何况似乎大家还都有饼可分.

　　董事会层面的大局需要，“倒薄联盟”系统的布局谋篇、穿针引线和推波助澜，这才是“薄熙来倒下”的真正原因。薄熙来终于倒下了，就在中国最需要他的时候。但是，即使薄熙来的仕途终结，也并不意味着这个政治符号生命的终结。反之，就像历史曾反复表明的那样，薄熙来倒下得越彻底、越悲壮，汇聚到这个符号上的能量越大，薄熙来停留在民众记忆中的时间也越久远。自毛泽东以后，左翼终于又有了自己的第二具图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图腾将越来越高大。当代中国能够孕育出第二具左翼的图腾，实在是因为现状“太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薄熙来。薄熙来并没有倒下，反之还将站得更高。《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