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畢誼民 等
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被當時的《人民日報》點名的“小平頭”劉迪，因病去世後，生前好友紛紛表示，要像劉迪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到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劉迪這個名字，或許人們感到比較陌生；但是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
參加“四五”運動中被《人民日報》點名的“反革命分子‘小平頭’”劉迪，因病於2011年10月18日去世。用他的好友的話來說，“中鋒在黎明前死去”，並評價他“一生清白，沒錢沒車沒房，兩袖清風，有情有義有德”。
2011年11月6日上午，劉迪追思會在北京召開。
參 會人員都是劉迪生前的親朋摯友、同學故交。其中有曾與劉迪一起參加1976年“四五”運動和“八九民運”的同仁、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和原《今天》編 輯部成員，以及劉迪生前長期擔任志願者的“自然之友”代表等。謝小玲代表弟弟謝小慶參會，劉迪夫人張永冠女士和劉迪姐姐劉衛平女士代表家屬到會。
追 思會由畢誼民主持。劉迪姐姐劉衛平首先介紹了劉迪的成長經歷；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回憶了與劉迪相處的歲月和經歷的人生，表達了對劉迪的深切思念與崇高敬意。 與會者一致感受到，懷念劉迪，不僅是對死者的讚賞與評價，更是生者反思自我的機會。在當下物欲橫流和信仰缺失的社會環境中，更顯示出堅持理想、恪守人格和 信仰是多麼重要。與會者表示，要像劉迪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到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本刊摘選部分與會者的發言。
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劉迪
他是一個英雄，一個功臣
畢誼民（原《北京之春》編委，“四五”運動與“八九”民運參與者）：
1978 年我在《偉大的四五運動》寫作組，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發行，組織召集編寫的是“童懷周”，有十幾個人參加了這個工作，其中有鄭曉龍、嚴江征、李舟生，還有 嚴家其等人。我們找已經平反的參加“四五”的人士，周為民、陳子明、王軍濤、賀延光、孫慶柱等等搜集資料。還有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到各個機關去調查事件過 程，比如北京市公安局預審處。我和嚴江征去的，手持蓋著大紅章的北京出版社介紹信，去公安局查受迫害人士：你們抓了多少人呀？這些人現在是怎麼處理的？據 我們瞭解還有人給關著呢，例如北航的一個人，他是因為天安門“四五”事件進去的，但給他打了別的罪名，我們後來寫內參以後，這人給放了。聊起劉迪，預審員 說起兩個事情，劉迪在裏邊，從來不說違心的話，這個評價是很高的；再一個是，因為沒抓到劉迪，就抓他父親。他父親在裏邊就說了，我為我兒子感到自豪。
那 時在劉迪家住的時間比較長，他夫人張永冠在廊坊上班，一週回來一次，我和劉迪朝夕相處，還住在一個屋，當時我和劉迪“同居”時間要超過他夫人，但是他對我 一點沒有講過他父親。我就知道他家庭環境很好，父親是教授，還是聽別人說的，當時一月就好幾百塊錢的工資。劉迪是一個內斂的人，他對功名利祿看得很淡，不 拿來炫耀。我以後才知道他父親有這麼大的成就，對社會對人類有這麼大的貢獻。
劉衛平（劉迪的姐姐）：
劉 迪是4月份生病的，8月份住院，10月18日夜裏23點51分去世，走的時候很平靜。他住院時間很短，後期非常虛弱，當時也沒有力氣跟大夥兒談話，甚至也 沒有力氣去聽別人說話，也就不願意朋友們去看他。我在這兒就代表他對大夥兒表示歉意。有些朋友想看他最後沒來得及去，希望大家記住他和大家在一起的好的時 候，那種美好的時光。我女兒說，我們家族只有兩個人在中國歷史上為社會做了事情的，一個是她姥爺，就是我和劉迪的父親劉雋湘。他是在北京和平解放前，中斷 學業從哈佛回到北京，保護了人民的財產，和平解放後，單位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政府的手裏，屬於功臣之一；再有我女兒的大舅舅劉迪，“四五”時在天安門做的事 情，他自己不認為自己是英雄，他說我是趕上了，如果別人趕上了也會這樣做。
我的女兒有孩子，劉迪沒有自己的子女，我女兒說，她的孩子也是劉 迪的後代，不管他們將來在中國還是在什麼地方，她都要告訴她的孩子他有一個舅爺爺。我也說過，我的孩子的孩子也是你的後代，希望能繼承家族的血脈，民族的 血脈，傳承下去，不管是在世界的哪個地方，血脈不絕，我小弟弟的兒子也是他的後代。
周為民（原《北京之春》主編，四五運動參與者）：
我 們和劉迪，和在座的很多人聯繫，是因為“四五”運動，後來才有了《北京之春》。《北京之春》這批人最大的特點是兩個：一個是大部分人參加了“四五”運動， 是被抓的這批人；第二呢，這批人大部分還是共產黨的子弟。在《北京之春》的人裏，沒想到劉迪是第一個離開我們的人。這兩年參加追悼會的次數比較多。前幾年 是送我們的叔叔阿姨、父親母親。這幾年又開始送我們的同輩人，前年是老包，去年是白南生，沒想到今年這麼快劉迪就離開了。《北京之春》那段時間印象比較深 刻的就是在劉迪家裏印刷後幾期：最早在呂嘉民家裏印過，後在閔琦家裏印，後來就跑到劉迪家裏印。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劉迪那時正在準備考研究生，那時印得也 慢，大概兩三天才能出一期。劉迪把考研究生的時間耽誤了，因此後來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學院裏去。
我還有感觸就是，我們這代人呀，反思起來看，還有我們生長的那個毛年代的痕跡。儘管我們也很堅決地反對這個東西，但是不知不覺在自己身上還有很多那個年代的東西。
挺身而出，有情有義
楊東平（“自然之友”理事長）：
我 用兩個概念來表達對劉迪的評價。他挺身而出，成為那時“四五”青年的一個符號，這不完全是一個個人行為，我們在座的許多是從“四五”走出來的。他當時還是 一個知青，對“四五”運動和那一代人的評價，是怎麼評價也不為過的。在中國社會危機最為深重的時候一些青年人挺身而出，劉迪——天安門廣場的“小平頭”， 成為永傳歷史的一代人的形象，非常難能可貴。越是在今天，這種敢於承擔、敢於挺身而出的精神就越為珍貴。這種衝擊、批判社會的力量主要是青年，這種精神今 天並沒有消失，今天還是有新一代的青年在繼承這種精神。特別表現在維權律師，浦志強等跑到臨沂去的這批人，他們是在延續“四五”精神。從“四五”走出的這 一代和這種精神還是要傳承下去，也正在得到傳承，這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呢，劉迪有情有義。朋友們回憶他時往往並不強調他鬥士的那個形象，強 調他是重情重義、樂觀透明。我們個人接觸是90年代初，“自然之友”做中國環境意識調查，劉迪、李南，還有幾個人作為志願者參加了。在這種工作中體現出他 的另外一面，非常認真嚴謹低調。今天這種精神是非常可貴的，也是一種比較珍貴的資源，挺身而出，仗義執言，重情重義。因為今天社會，道德塌陷，文化混亂， 物欲橫流，這麼一個背景下，劉迪的精神、人格愈來愈顯示出他得價值不同凡響，這正是我們懷念追思他的地方。
邵明瑞（原《世界文學》雜誌社）：
辦 《北京之春》是嚴家其把這些人搞到一起的。當時這個民刊雜誌為什麼能印出，就是因為我是搞出版的，負責兩個刊物，《世界文學》、《世界文學動態》。外文印 刷廠我非常熟，我把稿子拿去，那時民刊想鉛印很困難，因為全是公家的，沒有一點民間、個人的東西。和我很熟的人還有點猶豫，我說這個稿子沒問題，現在看來 仍然沒問題。後來出了，出了馬上就被封殺了。後來我到香港去了，他們評論那個期間的出版物，特別提到《北京之春》這個刊物，印刷水平很高。現在印刷也未必 趕上那個水平，因為外文印刷廠的設備比新華印刷廠還厲害，對外出口的，那時達到那個水平相當不錯了，現在我手頭沒有，全分掉了。（主持人：大概印了1萬 本）那時要冒很大風險，都要公家蓋章。（陳子明：嚴家其後來帶了幾十本，到理論務虛會上散發了。）
我為什麼沒被抓，出了《北京之春》之後， 上邊馬上就知道了，一調查外文出版社，一下到我們單位社科院去了。我們單位一個人事處長很不錯，保我，說老邵很不錯，部隊出身，解放以前參加革命的，他只 是幫助出出刊物。他擋了駕，這個人已去世了。公安部有我的檔案，我只是邊緣人士。
關於“四五”、“西單民主牆”，我曾親自跟鄧力群講過，有很多資料很重要，應該保留下來，這是我的建議。但是大家知道，鄧力群是比較保守的，他謝絕了。資料都沒了，後來我就不介入了。（《新史記》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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