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香港要成為一個怎樣的城市？

新聞報道下任特區政府有意不再擴大內地來港個人遊（即一般所謂自由行）的城市數目（即維持在目前49個城市的開放程度）。這應該是一則十分重要的消息，但卻未有引起廣泛的關注。這則新聞的重要性不在於對本地旅遊及相關行業將會帶來多大的衝擊，而是它代表了一種（或者日後有可能出現的）新的取向——一種有別於過往香港（政府的及民間的）回應市場需求的態度與方法。

一種新的取向的形成

究竟下任特區政府有何看法，並不是本文最感興趣的問題，我認為更值得關注的其實是，在本地公眾論述的環境裏，正在發生一些影響深遠的變化。正如前面所提到，這可能代表覑一種新的取向的形成。

過去香港在面對這類問題時，回應的方法相當簡單，基本上只需要做一次經濟效益的分析，便可以為最終的決定提供所謂的理性基礎。用略有簡化之嫌的方式表達出來，那是一種成本與收益的計算，其他的事情便不用考慮太多了。所以，在過往的思維當中，沒有量力而為這種想法——只要有利可圖，便不會錯過機會，管它只是曇花一現，還是可以長遠發展下去，都一定先抓緊時機，物盡其用，其他事情則留待日後再作打算。曾幾何時，香港的生存之道就在於隨機應變，不斷轉換產品、改行、轉型。對市場環境高度敏感、靈活走位，是香港回應多變的周邊環境的方法。當然，任何應變的策略均有利亦有弊（例如短期的靈活性有可能阻礙了長遠的組織或制度轉型），香港自然也不能避免。過去香港慣常採取的應變手段是否可以在新的環境裏按照舊有方式繼續使用，是一個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慣常應變 新環境裏照舊使用？

這裏所要討論的，並不是又一次舊事重提，談一下社會、經濟轉型。過去15年來在這個問題上既找不到新的方向，同時亦交不出成績。而到了今天，內外環境又起了新的變化，令這個轉型的問題更加複雜。這跟本文初段所引有關是否爭取進一步開放自由行的議題是相關的。

以往我們分析香港作為一個對外開放的經濟體時，焦點在於資金自由流動及海外市場的支配作用，看看如何吸引投資和怎樣回應外在的市場環境，便大功告成。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於我們的討論當中，外在環境與香港社會的內部狀兩者之間，雖有相互影響，但基本上可視之為兩個分別存在的實體——當外在環境發生變化，社會內部便需要回應（例如調整工資），前者並不會直接介入香港社會的內部運作。後來隨覑製造業北移，我們開始注意到上述內外因素之互動方式，已開始有所改變。工廠的遷移對一般生產線上操作員的就業造成衝擊，同時也啟動了香港跟珠三角的一種新的區域分工，以「前店後廠」的形式出現，而本地經濟亦隨之而全面轉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發展形態。這可以理解為一個香港「重新發現」（因為在1949年之前，這種區域連繫是常態）它的腹地的過程。不過，儘管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即製造業的工廠及就業人口逐年遞減）開始，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已引入了這種區域性的元素，但在當時那種對一國兩制的理解與估計之中，中港兩地基本上維持分隔。當年對工廠北移的理解，大概跟這之前本地廠家到海外投資設廠沒有太大分別，都是到外地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去開拓生產基地，如果有任何新的特色，那只是規模更大，而且遷移之後仍可跟香港保持相當密切的關係（由生產加工、物流、到市場與生產的連繫）。對於整個形勢的理解與分析，未有重大調整。

事實上，到了下任特區政府快將接手管理香港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見政府領導層的思維，還未有真正認識香港社會所經歷和要面對的轉變。舉一個例：林鄭月娥表示未來發展新市鎮時，公屋人口將限於五成之下，以免重現上一代新市鎮的社區問題。明顯地，她的政策構思背後，仍是以為未來香港社會內部的不同社區的發展，是由內部因素（如人口增長、社區內的人口組合）所支配。於是，適當規劃某個社區的組合，便能應付問題。她大概未有留意到從2003年開始，我們所說的中港區域整合，已不是香港如何利用周邊地方的資源，而是它已進入全中國的市場，而且影響是雙向的。這樣的融合直接影響到香港的空間佈局（例如新界便成為了即日來回的內地旅客的活動區）。未來支配不同地區、社區的發展，不一定是香港本地人口的變化。

以2011年的統計數字來點算，全年到港遊客有4192萬，當中67%（即2810萬）來自內地，而在那些內地遊客之中，超過五成（1450萬）乃入境不過夜旅客，而不過夜的內地旅客的增幅（31.7%），較整體內地遊客的為高。對香港社會——由政府高官到市民大眾——而言，其實大家都不想正面面對一連串新的社會經濟轉變：按現時趨勢，香港的東北及西北很快便可以成為珠三角一帶居民即日來回的購物、消閒區（平均每日有4萬多這類消費者過境）。當特區政府還以為要將私樓業主、租客引入北區，以推動發展當地地方經濟的時候，一股更大的外來力量早已開始改造當地的社區面貌。

現時有社會團體要求自由行封頂，以免出現「迫爆」香港的出現。同時也有旅遊業代表表示，應該放寬更多內地城市居民以個人遊方式來港，皆因過去幾年的興旺情境早已轉淡。現時的討論焦點都放在政府角色與利益分配的問題之上，這不難理解；切身利益所在，不同界別都希望找到即時的對策（或阻止某些政策出台）。問題是：旅遊及相關行業在未來3、5、10年的好處，是否也等於香港社會及多數市民的好處（例如售貨員成為了最理想的職業）？由旅遊所驅動的服務型經濟有何不足之處呢？但在另一方面，爭取封頂又是出路嗎？長遠來說，香港應如何面對那個全國市場？完全自由開放？還是每一種東西（由奶粉、醫院脇位到各級學校的學位）都必須預留本地名額？

特區政府 有面對大問題的能量？

而在上述連串小問題的背後，是一個宏觀的、方向性的、但也很簡單而直接的問題：將來香港要發展成一個怎樣的城市？而回到本文初段所講，未來特區政府在回應這個問題時，將不可能重複以往的做法：不能甘於被動，而且必須照顧不同社區居民的訴求。而另一個問題是，特區政府有面對這類大問題的政治能量嗎？


香港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