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行一：台灣 消失中的小龍

周行一

一九九○年時，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的國民所得分別為，八一三二、一三二二四、一二二三四、五八九三美元；經過二十年到二○一一年底時，各國的國民所得達到二○一○一、三四○四九、四九二七一、二二七七八美元，顯示台灣的經濟發展已落後其他三小龍，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個結果？

通常政治運作效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法規、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人力素質、自然資源、企業管理水準、產業群聚、創新能力等因素，決定一個國家的發展潛能；而這些因素能體現在國家典章制度的設計、執行中，都是因為組成國家的個人之間，有良性的互動、競爭、合作。而歷史經驗顯示，新文化、大創新、制度的變革大都源自於外來思維的刺激，與在地因素相互模仿、激盪的結果，所以環境中是否存在外來刺激，就決定了國家社會的發展潛力。

十九世紀後期，日本正受到列強壓迫開放的衝擊，造就了如火如荼的明治維新，成為世界強權之一，同期間日本畫作對梵谷的作品風格有重要的影響，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受到另一波來自美國的刺激，日本人到美國學習，造就了戰後的經濟奇蹟。但是一九九○年經濟泡沫破裂以後，國力大衰，失落了二十年，雖然高速經濟發展累積了鉅額外匯存底，但日本人卻逐漸從外向競爭轉為內向短視，過度保護本國產業，抵制外國人及企業在日本競爭，造成經濟體的效率日益低落，現在日本人愈來愈少到國外留學，而國內除了中國留學生，外國人愈來愈少，政客相互攻詰，討好民眾，還在寄望以出口刺激經濟，看來日本將會再失落廿年！

南韓最近在台灣得到許多媒體關注，三星及現代等公司讓日本企業相形失色，其實南韓社會的整體國際化程度比新加坡及香港仍差許多，只有少數外籍工作者及學生，但是全國已漸漸形成一種要拚世界第一的氣勢。韓人愛國心強烈，要與世界爭強好勝的心態壓住了國內害怕的保守既得利益勢力，因而能與世界主要國家逐步簽訂促進貿易及競爭的貿易協訂，迫使國內巿場及內需產業面對強大國際競爭，南韓其實是正在為自己創造日本十九世紀因外力而不得不開放、進步的環境，只要韓人這種好勝心態能持續，國家就會愈來愈國際化。

在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大陸時，香港很擔心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拱手讓人，但十五年後香港仍舊屹立不搖，利用大陸高度管制金融市場，人民幣尚無法國際化的空隙，以及特殊的政治地位，積極爭取成長空間，香港的最重要競爭策略就是讓資金及人力完全自由移動，香港的政治及經濟菁英都具備完全國際化能力，非常清楚國際化是保護香港居民生活形態的唯一途徑。

新加坡小卻具高度競爭力讓舉世驚羡，最大的原因以及具體的成就，就是外國人都非常喜歡在新加坡工作，新加坡更極力爭取國際菁英長期居留在新加坡，例如曾經嘗試在台灣申請居留權的著名國際投資家羅傑斯，在不得其門而入之後，輕易的取得了新加坡的居留證，這些人為新加坡帶進資金及腦袋，是新加坡成長及安全的最大憑藉。

二○一二年的今天，亞洲四小龍已經是被遺忘的名詞，當其他三小龍已高飛進入新的國際化層次時，台灣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社會中是否有足夠數量的政治及企業菁英，理解國際化是台灣生存發展的唯一途徑。我們過去靠貿易順差成長，經濟發展程度尚遠不及日本就已老態龍鍾，將來是否能改頭換面，邁入一個新的高度成長曲線，就要看國際化程度了；以現在台灣的政治、社會結構氣氛觀之，前景是極度令人不安的。

（作者為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所教授）



台灣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