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請維權領袖參與政府決策

記者盧葦／整理

　評論解讀在民眾抗議下，四川什邡市政府表示立即停建鉬銅項目。論者指，民眾抗議不應停留在簡單的鄰避運動。廣東番禺始於2009年的反垃圾焚燒廠公民行動，直到今年4月才公布選址，在這個漫長的過程當中，維權領袖長期保持與官方互動，參與了整個決策過程的論證、評議乃至行動，值得推廣。

　近日，四川什邡地區民眾持續表達抗議，反對當地投資百億的鉬銅項目。市民6月30日開始陸續到市委門口表達反對意見，7月2日，什邡市政府表示立即停建該項目，何其迅速的反饋和決策。這聽上去似曾相識，2011年8月，大連3萬市民上街抗議PX化工項目建設，當天市長就在現場向示威人群喊話，並承諾搬遷工廠。

　不應止於鄰避運動

　民眾的抗議如果只是簡單的鄰避運動，那麼，他們的目的達成了。但從社會治理的制度化、規範化來看，這些快速的決策實際上並不讓人感到心安。

　2007年備受關注的廈門PX事件也是一場鄰避運動，直到2009年廣州番禺的反垃圾焚燒廠公民行動，可謂是此類環境抗爭行動的高潮。

　廈門PX項目最終遷至漳州建設，而番禺垃圾焚燒廠的選址經過反覆論證，直到今年4月才公布選址番禺區大崗設備基地。

　在這3年時間當中，番禺市民、曾經的維權領袖、投入關注此事的廣州媒體人、學者，並沒有滿足於原址被否決的自利目標，而是長期保持與官方互動，參與了整個決策過程的論證、評議乃至行動：有青年學者甚至到台灣考察垃圾焚燒廠的建設狀況。可以說，經過長時間公民社會的培育發展，廣州公民已不再滿足於「別建在我家後院」的鄰避訴求。學者郭巍青曾發表題為〈我們的垃圾在他們那裡燒〉的文章，提示關切被輿論忽視的李坑垃圾焚燒廠狀況。

　部分居住在番禺的媒體人也開始反思自利與利他之間的內在矛盾，將思路調整到分析技術層面屏障的分工上，與維權居民共同推動政府採納關於提倡垃圾分類的建設性意見，不再僅僅為了反對而反對。

　這3年，當初參與組織策畫抗議行動的維權領袖不再是「敏感人物」，而是廣州市政府的座上賓。原來淹沒在眾多ID當中的普通網民成為了民意代表、社會活動家，他們多次受邀參與市長、副市長的座談會，就垃圾焚燒項目的可行性進行反覆的論證以及協商。

　這批成熟起來的公民，從環境抗爭運動中體驗到了參與公共決策的成就感，而對官方來說，則在這個開放議事渠道、增加民意代表的社會治理模式當中，減輕了決策壓力，將民眾的抗議處理從「政治化」轉變為「例行化」處理，進而納入制度化軌道。

　官民協同治理模式

　在官民協同治理過程中，如果沒有維權公民理性而富有建設性的抗爭技巧，政府可能仍然停留在封閉式決策的路徑依賴上；但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廣州市政府相對開放的社會治理姿態，再高明的行家裡手，恐怕也難以參與到決策環節當中去。

　這種官民協同治理模式，自然是雙贏的，將為中國社會處理民眾抗議找到一條協商式民主的路徑。但是，長遠來說，只有啟動廣泛的政治改革之門，將這一系列地區經驗納入體制的機理當中，成為行政行為程序合法的法治基礎。

　這樣，市長拍腦袋決策建與不建一個經過論證的項目，才會受到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制約，同時，民眾原本激進的訴求也會日趨理性。

　（摘自《環球時報》2012-7-4，作者彭曉芸）


台灣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