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是專制和民主
高瑜對《新史記》指出，若要談政治改革，首先，權力必須被制衡，政府要交出部分權力，受到人民監督，否則辦案時都是公、檢、法聯合辦案，警察抓人審人，法院審完執行，都是由一個黨委領導，沒有監督機制，劉曉波案、陳光誠案、趙紫陽案、鮑彤案都是黑打，都是中共一黨專制下維穩造成的冤案；其中劉曉波因為《零八憲章》被判囚11年，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就是全世界對中國的譴責。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清華大學凱風研究院研究所的《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轉型陷阱？》研究報告核心人物孫立平指出：“中國現在可能不是處在改革或轉型的途中，也不是處在中間性的過渡狀態，而是處在一種結合了新舊體制因素的‘混合型體制’定型過程中。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維持現狀。對這種新的體制最理論化的概括也許就是‘中國模式’的概念。”
中國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也表示：“左右不可能超越，左右在世界上都有經典樣板能達到標準就不錯了。真正的對立不是左右也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而是民主與專制。在民主條件下既可以搞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資本主義，但在專制條件下，無論搞哪種主義都是最壞的。當今世界的問題是缺乏民主的世界治理結構。”
高瑜對《新史記》指出，她贊成關鍵的分歧是專制和民主，美國、北歐、澳大利亞、法國、英國等國家，雖然政治制度不完全一樣，但都實行民主制度，權力有制衡、人民有選票，所以不管建設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都可以做得很好，且不斷改進。
但在專制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高瑜說，就如同毛澤東搞社會主義，結果餓死幾千萬人，政治運動一個又一個；也如同鄧小平搞資本主義，建成了最壞的權貴資本主義，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專制制度。
“重慶的民生搞得比較好，只因為它正視了貧富差距巨大的現象，政府決策必須向民生傾斜、建設一大批公租房，這樣富士康等大企業就會從沿海搬到重慶，但政權還是完全集權式，所以才能‘黑打’，因此集權制度讓人非常沒有安全感。”高瑜對《新史記》說。
高瑜認為，薄熙來的“黑打”確實錯誤，但也是一黨專政的制度賦予他這樣的權力。對於薄熙來的作法是文革復辟的批評，高瑜也問：為什麼文革還有市場？1981年鄧小平主持下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主要目的是為了搞權鬥、拉下華國鋒。
《決議》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高瑜對《新史記》表示，《決議》主要為了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並把文革的錯誤都歸給林彪和四人幫，如此鄧小平才能順利接班，‘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對毛澤東專制主義的繼承，這才造就了今天文革復辟的趨勢。 “重慶和中央只是五十步笑百步，都是一黨專政，而不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問題。”
中央與民間矛盾越積累越多
六四事件至今23年一直未獲糾正，高瑜認為這是中共在維護利益集團和政權合法性的需要下，奉行鄧小平路線的結果。六四之後經濟上獲得高速發展，以剝奪底層為代價，導致社會矛盾加劇、冤假錯案一宗接一宗，中共唯恐糾正六四，可能會引發大規模社會動盪，對歷次政治運動起連鎖反應，因此只能花上巨額的經費高壓維穩，其結果只能讓社會矛盾越積越多，社會這口高壓鍋的壓力越來越大。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如果中國及早進行政治改革，根本不會發生六四事件，1989年學生提出的七條要求，歸納起來一是要求自由和寬鬆的政治環境，二是“反官倒”。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回應學生的政治要求，提出 “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定《新聞法》和《遊行示威法》”，就是用民主與法制來推動政治改革，獲得常委胡啟立的支持，但趙紫陽的努力5月17日被鄧小平內定撤銷總書記職務，最後發生六四鎮壓而中止。
另一個是高幹子弟經商而引發的“官倒”問題。高瑜指出，趙紫陽提出讓人大立案，首先從他的兒子查起，而非交由中紀委調查。“這是正確的，因為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後來在趙紫陽兒子身上沒有查到任何問題，連公共汽車票都算進去了，也沒發現貪污。”
高瑜對《新史記》說，如果按照趙紫陽所提出的五條意見來執行，第一，不會出現六四鎮壓，第二，藉著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很快能推展開來，但結果趙紫陽卻被批評為支持動亂，用文革手段被拉下馬，遭15年8個月的軟禁，直到病逝。
“趙紫陽要新聞自由和查腐敗，從民主法治來解決學潮問題，都被鄧小平制止，結果鄧小平一個人說了算，拍版定案，軍隊進城殺人，這是共產黨犯下的重大罪行，這樣的罪行還不該糾正？”高瑜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4月6日在微博發表一帖，描述現代老百姓的思想狀態：這次大理行分別與兩位農民閑聊有些意思。一位白族六十三歲的老農，說現在生活好了，因為政府管得少了。另一位是六十歲從四川來大理當保安的漢族農民工：我一點都不怕天下亂，如果真的有哪一天，我首先幹掉幾位貪官，當不了將軍，也可分田分地，有了田地，我一家人也沒有必要這樣天南海北到外地打工。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胡溫上台之初，于建嶸也曾前往底層瞭解農民的需求，農民給出的答案是需要陳勝吳廣，于建嶸立即建議中央減免農業稅，但農業稅免了，土地財政卻來了。因為農業稅原本為全球只有極少數國家才有的賦稅，農業稅一減，官員亂收苛捐雜稅的渠道變窄了，便開始掠奪農民的土地，農民和政府的對立與矛盾越加激化。
“農民都要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共產黨政權，像過去打倒國民黨那樣，幾乎要搞革命。誰保留了毛澤東？誰製造文革重來的土壤？為什麼文革現在還有危險性？這不是共產黨自己造成的嗎？”高瑜質疑。
中共全面封殺輿論
雖然清明節前中共曾開放網路敏感詞彙搜索，但不久後又以掃除網上造謠傳謠的名義，關閉新浪和騰訊等微博評論功能，且關掉16家被指造謠的網站，並將“六四”、“趙紫陽”等敏感詞都封鎖。高瑜對《新史記》表示，中共的目的就是封鎖輿論。
“如果是公共話題，我認為謠言不算回事，謠言出現的原因，就是因為掌握公共權力的人訊息不透明，如果官方發生事情，立刻公布事實，問題很好解決。而且，保障言論自由，就不只保障正確的言論發表的自由，也應該保障一些錯誤的言論表達的自由。誰能保證自己的言論都正確呢？包括政府部門和領導人的言論，包括官方媒體的言論，都不能保證沒有錯誤。所以封網抓人，其實就是要全面封殺輿論。”高瑜說。
在這波封網行動中，高瑜剛開一個多月的新浪微博也遭封殺，高瑜說，成天生閒氣也沒用，現在她就借別人的微博上去看一看，這樣也省得操心。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中國若真的要政治改革，就必須改變專制體制，開放黨禁、報禁。 1989年5月10日趙紫陽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五條，就是要真正推動政治改革的措施，23年過去，政改仍沒有動靜。因此高瑜認為中國今年走政改這一步的機會不大。但這仍是她一直以來的期盼。
高瑜認為，中國共產黨若真正要承認錯誤，就先給鮑彤、趙紫陽平反。圖為鮑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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