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9日星期一

劉源智囊張木生的麻煩


《大事件》特約專稿 未普

德國之聲的北京觀察刊登了一篇高瑜寫的“李銳評說毒殺伍德案”。文中提到,“2月,王立軍逃館事件發生後,力挺薄熙來的一位現役上將,緊急給智囊打電話,通報真相,要求‘切割’”。這位現役上將應當就是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少奇之子劉源,而文中提到的智囊應當就是張木生。

2011年4月,張木生開了一個新書《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研討會,在那次會上,剛剛晉升為上將不久的劉源,率領5位解放軍將領為張木生站台亮相,公開亮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旗幟。這些將軍包括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少將、朱德外孫朱成虎,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少將、羅青長之子羅援,空軍少將喬良等。此外,出席人還有自由派的領軍人物如胡舒立、盧躍剛、吳思等。自那以後,張木生就成了北京學界、政界、和軍界響噹噹的人物。

《南方人物》週刊說,在2011年中國的思想界裡,張木生是一個奇特現象:他承認當下社會矛盾重重,侃侃而談一些敏感而備受關注的現象,言論背後政治權力的若隱若現,讓外界捉摸不透。他從《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的位置退下來,以布衣之身縱論天下大勢,卻沒受到任何限制。

可是,薄熙來倒台後,這位布衣先生的麻煩來了。4月20日,海外媒體紛紛以“軍系智囊疑禁出境,大陸局勢撲朔”為題,報導張木生面臨的麻煩。上海經濟學教授胡景北在新浪微博說,他到美國開研討會,本來有張木生參會,但他沒有來,“聽說不讓出境了”。

張木生到底有什麼麻煩呢?他的麻煩主要有兩個:一是坦言批評胡溫當局抱著定時炸彈絕不作為。有媒體說,“超越左右”和“告別不爭論時代”,是張木生理論的標籤。其實,張木生理論最主要的“標籤”,是他批評胡溫當局的這樣一段話:“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但是,新一代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這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和理論界對胡溫執政的最直率、最大膽、最傳神、最準確的批評。所以,得以廣泛流傳。

張木生的話,被很多人看作是測試十八大政治走向的風向標。據稱,有相當數量的高級黨政幹部曾邀請他私下對談。張木生後來屢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一再提及“未來的當政者”,批評現在的當政者,強調“我們國家已經被一些軟弱無能、沒有血性的領導者,帶入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當中”,“下一屆最高領導者絕不會允許目前的狀況再延續下去”,“會有人很高地舉起(旗幟)”,“用很高的政治智慧來解決當時他所面臨的問題”,還說,這樣的“下一代的領導人”有“一批”,並且點名說,劉源就是這樣的“非常有理想”的共產黨員。

薄熙來是不是也屬於“非常有理想”的“下一代的領導人”呢?筆者相信,在薄熙來突然出事前,張木生的名單裡,是包括薄的。

據李偉東說,“非常有理想”的“下一代的領導人”劉源,把他為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一書寫的長達十七頁的序,轉給了胡錦濤,而張木生對胡溫的批評,也應當早就傳入胡溫耳中。如果沒有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胡錦濤即使內心極為不爽,也只能對劉源和張木生的批評不了了之。而偏偏就在十八大即將到來,劉源及其智囊即將被派上大用場的時候,薄熙來出事了!

這就給劉源和張木生帶來了另一個麻煩。凡是讀過張木生講話和文章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印象:張木生談“重歸新民主主義”,大多與重慶模式相聯繫。筆者的印象更是,張木生不僅有意為重慶模式提供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支撐點,而且希望,把重慶作為新民主主義的試驗田。
《南風窗》記者田磊2011年1月19日在共識網發表一篇報導,題目是:“‘紅色重慶’的價值與挑戰”。文章指出,重慶模式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進行從農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加強政府對企業和經濟事務的掌控,“這樣的舉措,與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時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劉源和張木生是否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和薄熙來的重慶模式中,獲得這種“異曲同工”似的啟發呢?我以為,其間是有關聯的。

但是,重慶模式,就不能不談“唱紅”和“打黑”。錢理群在他那篇引發廣泛關注的文章“老紅衛兵當政的擔憂”中說:近年來,薄熙來精心打造的“紅色重慶”,一直是熱議的焦點。人們最為關注的,是“唱紅”與“打黑”,前者顯示的是意識形態和社會氛圍上向毛澤東時代的回歸,後者則是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方式解決腐敗問題的自覺嘗試。

張木生似乎並不認為“唱紅”就是對文革和毛澤東時代的回歸。2011年10月29日,《南方人物週刊》採訪張木生時,記者問張:你怎麼看待重慶模式?張木生答道:第一,最好不要叫重慶模式,重慶探索、重慶之路更好。重慶的探索不可代替和複製,重慶代表的是中西內陸,東南沿海能不能解決還不知道。第二,唱紅是讓大家回憶延安記憶,而不是“文革”記憶,這是中國共產黨團結了最多的人、最廉潔的時期的回憶,他要回憶這個。打黑是讓老百姓出氣,這是一個現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

2011年12月,張木生在“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研究中國模式與重慶模式討論會 ”上有個發言。從那個發言來看,他對重慶模式的觀察,有更細微的體會。他說:“我對重慶模式的觀察,和我們發展組(張木生是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的創始人之一)的老傳統一樣,就是抓兩頭。所謂兩頭,一個就是最基層的,一個就是重慶最高層的。在這點上,我覺得我有一點優勢。重慶搞片子,重慶衛視讓我做顧問,讓我去講四次,其實,我就去講了一次,贏得了重慶領導層的一定信任,所以,黃奇帆召見了我們五六個人,跟我們細談了兩次”。

張木生對重慶發展的基層考察,是從他家的阿姨和親戚的經驗和經歷獲得。他們都說,過去重慶很差勁,感覺像是水深火熱。現在變化很大,這幾年阿姨的家鄉,馬路修通了,家裡安電話了,生活水準提高了。他們的宅基地,新村建設之後,騰出的老宅基地和新建的耕地都放到地票市場進行交易了,家裡通過這個收入拿了幾十幾萬,所以,她也不當保姆了,拿了這個錢和兩姐妹買了公租房,收入比做阿姨要高。

張木生說,重慶這幾年發生了很大變化,打黑是前提,是基礎。原話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說的,重慶的打黑,對於中國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行動,很多領導對我那句話不滿,我說,現在中國已經形成了‘貪官搭台、奸商唱戲、權力市場化、執政產業化、地方政府黑幫化’,中央也有人能接受。所以,我覺得,重慶後面的一切好事,名聲上的好事、民主政治發展上的好事,打黑是前提,是基礎,……王立軍以前帶著兩位上將參觀重慶的打黑展覽的時候,當時,兩個上將問,重慶之黑,你是從東北來的,究竟黑到什麼程度,你能不能給一個評價。他說,重慶之黑在全國只是屬於中下,比重慶還黑的地方還真多,而且,很多還是發達地區。”

對張木生來說,“唱紅”是回歸延安,不是回歸文革;“打黑”是讓被欺負的老百姓出氣,聽起來挺不錯。但是,這些張木生只願意看到並承認的“不錯”的部分,在重慶的現實中占多大比例呢?再說,既然“地方政府黑幫化”,黑幫化了的地方政府,打黑不是越打越黑碼?對這樣的悖論,解釋重慶模式的張木生及其他左派學者們或者視而不見,或者裝聾作啞。

榮劍在他的“為薄熙來‘月台’的學者們”一文中說,那些蜂擁而至重慶的新老左派們,對重慶政府在“打黑”上存在嚴重違法亂紀行為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都緘默不語,而新左派領軍人物崔之元還為“打黑”辯護。

當然,對張木生而言,在唱紅打黑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舍大“是”取小“非”(據榮劍說,其實張木生也對“李莊案”頗有微言),是有其他重大考量的。(《大事件》)






  《大事件》 第11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103




                                                                張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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