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持高速增长的动力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主题。在众多国家陷入危机之时，中国最近几年的高速发展，引起了普遍关注。

与此同时，从世行卸任的林毅夫，前几天亦在国内高调宣称，中国未来仍然可以在二十年内保持8％左右的高速增长。国内众多经济学家批评林毅夫，称其过分乐观。中国未来如果不能解决系列社会问题，不仅不能增长，还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事实上，这种质疑，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普遍存在，很多人怀疑，在一个威权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经济能高速发展吗？而改革三十年中国的成就，令很多人大跌眼镜。高速确实可能，但是却需要条件，改革前期的高速，本质是中国从完全封闭社会，向半封闭社会转型所释放的强大创造力。

在未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动力又何在？

均衡战略造就中国城市普遍崛起

最近几年来，伴随着沿海区域经济增速下滑，中西部增速却逆势上扬，而在这一现象背后，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变化。

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领域的“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区域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

改革开放凡三十年，中国已历沧桑巨变，实现了狂飙突起式的崛起，亦凸现了一些初具实力的经济区域，如早年的珠江三角，长江三角；而在这些区域，也包括了代表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北上广深。特别是珠三角的崛起，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腾飞，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东部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中部塌陷，西部没落。

在东部沿海区域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对于国家战略的整体压力尚不明显，但是，近年来，沿海区域，特别是浙江与广东等中国以前的经济龙头增长放缓，使国家迫切需要新的增长区域，另外，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外需急剧萎缩，未来内需对于中国经济的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国家战略，逐步从优先发展沿海的非均衡战略，过度到全国性崛起的均衡战略的时候，各个城市和区域蜂起争雄，将所有的城市与区域，都抛入竞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县域竞争。而在中国的国家级规划出台之后，未来，中国的地方竞争必然升级，由县域竞争，上升为省域竞争。

中国前期的国家级区域规划，最后都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并且富有强大的辐射作用。最典型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长三角核心区为上海和江浙部分城市，其辐射区域，主要在华东，珠三角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广东东南，其辐射区域，主要在华南。今后，中国在均衡式发展战略之下，将诞生更多的经济中心，最近几年，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中原城市群等逐渐崛起，中部经版图隆起有望，而重庆、成都、西安、新疆等西部区域，发展亦非常迅速，此前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在经过改制之后，面貌焕然一新；北部的内蒙古，则出现了被称为“小香港”的鄂尔多斯等新兴城市。中国实现整体性均衡崛起的宏图在望。

城市和区域的普遍性崛起，将使中国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彻底实现孙中山百年前所设想的中国崛起的夙愿。

以内需造就大陆型强国

三驾马车，投资独秀。

从2001年至2011年，中国的GDP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总额以及进出口总额的复合增长，分别为4.53倍、9.1倍、4.3倍和 6 .6倍，社会消费总额的增长，略低于GDP总值增长速度，远低于进出口增长速度，更是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一半都不到。可以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排名，投资首当其冲，外贸其次，而内需最弱。

在全球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韩国等小经济体，才适合贸易立国，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乃是全球大陆型大国崛起的异数。无论美国、俄罗斯还是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均是内生性大国，即以内需为主导，而中国不然，由于处于后发劣势，中国的崛起，非常倚重外贸。中国的崛起，从一开始至现在，就是外向型经济。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东部沿海。

同时，中国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亦达到畸形的地步。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从4320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11022亿元。8年间增长7.2倍，年均增长超过25％，2009年更达到创记录的30％以上，而同期的GDP增长速度，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考究现代国家的高速发展期，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的腾飞，确实要经历高投资的阶段，但是，全球主流国家，均未达到中国2002年以来的近十年的高度。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大约为20世纪60-80年代，其固定资产投资率大约在33％左右徘徊。而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70％左右。

高额投资以透支未来为代价，低碳时代，中国的发展，必将受到各种约束，击鼓传花式的地方和中央相关部门债务，也终将有一天必须兑现。投资枯竭的情况即将出现。

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在此情况下，大力发展大众消费，将成为中国未来振兴的希望。

美国立国之初，由于人口稀少，主要是通过与欧洲贸易发展，而自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移民的增多，消费能力的提高，美国经济快速起飞，外贸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国内关卡被扫平，各个州之间的贸易，基本畅通无阻，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国内市场。而美国也从此启动了“大陆战略”，随着芝加哥成为美国的交通中心，美国由立国之初偏重外贸的美洲大国，转型为内生性的世界经济强国，国内消费的比例，远大于外贸。庞大的国内市场对于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居功至伟。

目前，沿海发达区域如长三角、环渤海增速变慢，中西部地区则保持相对高速。中国即将步入均衡时代。只有内需成为主导，众多内陆城市才有望实现崛起，从而实现中国的普遍繁荣。

由此，中国未来需要完成两大任务，其一是扫平国内关卡，其二是以内需为主导。统一的国内市场，庞大的国内需求，才能成就大陆型强国，造就中国未来的持久繁荣。

中国的内需对经济的贡献，只有40％，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对于投资的过渡依赖，严重挤压了内需。浙江、广东等很多内生性发展的区域，反因为产业经济的发达而遭遇危机。区域发展出现了“逆淘汰”的怪局。

目前，中国内部市场不统一，主要是因为条块经济所致。地方的发展冲动，既是各个地方蓬勃发展的动力，亦导致了各自为政。19世纪中晚期的美国，正是在打破国内关卡，完成全国市场统一之后，才实现了整体崛起。而在这个方面，中国存在着巨大的隐忧，仅就关卡而言，世界上70％以上的收费高速公路，都在中国，对于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巨大的阻力。而在产业规划上的诸侯经济，亦将制约中国内需崛起。由此，扫平国内关卡，荡平诸侯经济，乃是中国未来的必然。

制度变革释放中国创造力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保持大约平均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制度红利，是国家从垄断走向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这种飞跃，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变革的转型期才出现。

亚洲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近30年，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二十余年，两次飞跃其实也是一种制度红利，也就是依靠社会经济变革。前一次是明治维新，后一次是在美国主导下扫除封建残余的二次现代化。欧洲的德国与日本类似，俾斯麦的改革与二战后的再造，从本质上说，亦是拜制度红利所赐。

美国能够强盛200年，并且至今不衰，就与其强大的自我内部革新能力有关。19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矛盾，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涤荡了污秽，扫清了发展道路，遂一跃为世界第一强国；在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丁?路德?金发起的民权运动，完成了对自我的又一次清算与革新，而经历9?11的事件十年之后，美国在纽约世贸的废墟上建立了9?11清真寺，族群融合与信仰的宽容，成为美国社会反思后的共识。

今日中国，亦当遵循此道。大国的崛起，“软实力”比单纯的经济实力更为重要。中国急需，吸收现代世界主流文明，服膺现代社会主流价值。实现广泛，深刻，多元的繁荣。

从高速期向平稳期过渡，是现代国家成熟之后的普遍经济走向。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也将进入一个中速发展期，而这才是国家发展的恒定期。预计这个时期，将比前30年高速增长的时限更长。具体是30年，还是50年，甚至是100年乃至数百年？目前尚未可知。

国家飞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一为全面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的高速发展，就是典型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所致；一为技术革新或者新兴产业勃兴，如英国当年的崛起，就是拜工业革命所赐，美国最近20年的亚高速发展，就是得益于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的兴起。

中国目前的第一次社会变革的动力基本释放完毕，如果不能完成新的重大社会变革，则将神话不再。未来将是漫长的增长缓慢期，目前，中国各地已经出现了增速的下降，但是，当前90％以上的中国省区，99％以上的城市，都将未来增速定为10％以上，其未来持续发展的引擎何在？

如果中国不能尽快完成从投资到消费驱动模式的转变，不能驱逐官营垄断而壮大民营经济，不能造就普遍的社会公平，中国有可能陷入拉美化的泥潭。而留给中国的时间，也许最多只有10到15年。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继续深化变革

就城市崛起而言，以深圳为例，其所以能够三十年内从一个渔村崛起为中国内陆最伟大的城市，不仅仅因为他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有效率，诞生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万科等优秀中国企业，更在于其在制度创新方面，在全国领风气之先，其社会管理水平在国内一流，而在社会文化领域，深圳则以其开放、宽容、博大、多元为特色，成为中国最开放的活力之城。

城市如此，区域如此，国家亦如此。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转变未来发展模式，而这种转变，亦将是多重的，中国未来需要从社会结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结构、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改革，而并非目前只敢改革经济领域，彻底告别“跛足巨人”。国家或者区域、城市的辉煌，永远不只是器物文明，社会体制的改革，主流价值的普世，才是未来强盛之道。如此，方有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后，迎来另外一个飞跃时代。

（注：作者为长江商学院前高级研究员，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研究，著有《大国诸城》一书，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罗天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