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悅漢：香港新聞界何去何從

香港一些媒體以新聞自由之名，立場先行，不問是非，變成宣傳機器和政治動員機器。


謝悅漢，香港人，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資深媒體人，曾任職《華僑日報》、《東方日報》、麗的電視、新加坡《聯合早報》，也曾任企業主管。

　

談及言論及新聞自由，香港人經常引以為傲，對比亞洲一些地區和國家而言，香港的確是較為領先。不過，目前香港一些媒體打著言論及新聞自由旗號，而恣意將它不喜歡的政治人物和公眾人物抹黑和攻擊，以及揭露陰私予以中傷。

這樣已遠離新聞報道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不偏不倚，以客觀角度報道事實真相，而非擅自搜集黑材料，利用媒體宣傳優勢大造文章，用煽情式報道和標題，新聞報道方式和取向又是以集團主子喜好或利益為依歸，這又何來客觀可言。

香港有兩個禁區，一般政客不敢輕易表態：環保綠化和新聞自由。以興建港珠澳大橋為例，一個居於東涌的婆婆早前提出司法覆核，並以政府法律援助來控告政府，理由是興建大橋會破壞自然生態，結果工程被耽延兩年，造價暴增八十八億港元(約十一點三億美元)，七百萬港人平均每人要多付一千二百多港元。

政府受輿論和環保壓力，令工程拖慢，但事後有否傳媒找到這個婆婆作詳細訪問，以及有一個專題分析事件來龍去脈，甚至是否有某些利益團體操控這件事？但整件事就如此不了了之。

由丁屋僭建事件，至高官大宅僭建、國民教育等問題，甚至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市民都可以看到各種電子媒介和報章有它們本身立場和角度，去取材和報道某些事件。這些媒體可以由自身角度去衡量、取捨，可以誇張和煽情渲染，讀者是任由魚肉。難道這叫做新聞自由嗎？只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香港式新聞自由。

就以全球知名的新聞集團為例，由報業大亨梅鐸領導和管理的電子媒介、報紙和雜誌，於去年七月被揭發以竊聽等方式，追蹤政治或公眾人物行蹤，又以抹黑或揭露陰私、煽情式報道來爭取收視率或讀報率。最後終為人揭發，受到英美國家國會和領導譴責。

所以，個人權利和新聞媒體採訪報道如何取得平衡，以及個人自由與社會的公正和公義又如何取得平衡？

更何況香港中文報章的評論與新聞往往都不專業，幾份主流報章都是立場先行，不問是非。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新聞，都是透過匿名的方式，用一個筆名來發表。這基本上是違背新聞的國際規範，即記者和評論員不敢用真名寫新聞，但又不是寫社論代表社方的立場。很多的流言就以這種方式來推出，但被證實是謠言後，卻又不去更正，裝作若無其事，完全不負責任。如月前謠傳北京要拉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因為他出現了僭建事件；以及剛上任的發展局局長麥齊光被逼離職。但梁下台的消息完全是杜撰，唯不少市民一度相信，並以訛傳訛。一些所謂大報躲在光怪陸離的筆名背後，發放完全不負責任的流言。 反而是最近常被一些中文報章攻擊的英文報章《南華早報》，還是秉持英文新聞界的傳統與規範，絕不會出現這樣的匿名寫新聞的現象。

一般市民極易受傳媒影響，原是正確的觀念和思想，在傳媒有意操控和報道下，往往變成是非不分。更甚者可以造成社會分裂、族群或階層矛盾，甚至挑起省籍矛盾，以及形成仇富心態等。

地產霸權已是耳熟能詳的提法，但為何新聞霸權的禍害，卻不被大家注意呢？

香港傳媒經常指新加坡缺乏新聞自由，並以此沾沾自喜，但新加坡在基礎建設、高端科技領先，市民居屋遠比香港市民所享房屋設施為優，但價錢卻遠較香港便宜，國民所得之增長遠較香港為高。我們終日受困於政客作秀，拖慢社會整體發展，政客們打著言論自由、市民公益而任意拉布、擲蕉、製造流會等行為，又有否媒體以客觀數據和事實，指出議員所為是違背民意？

「講真話、求真相」是新聞報道原則，傳媒不能任意以斷章取義方式、縮小放大手法，來愚弄讀者。

香港是發達商業社會，有許多法例規管不良營商手法，特別對假冒產品，以及虛假聲明和不良推銷手法，都有嚴厲制裁，所以中國大陸同胞有信心來香港採購。但是，傳媒如果有虛假和失實報道，或故意炒作和渲染不良意識，或挑起社會矛盾和裂痕，又有哪些政府機構可以予以監督和制裁？

以今日梁振英帶領政府和團隊之弱勢，要招架傳媒萬箭穿心的宣傳攻勢，已是窘況狼狽不堪，又有何能可以制裁一些傳媒不實和誇大報道？

當前香港面對的危機，除了管治信心的危機、官商勾結為人指責外，又有誰敢發聲，要求一個新聞報道客觀正確、不偏不頗、不煽情、不抹黑、一切以事實為依據的報道？

問題是香港報界的政治性，一些主流媒體變成了宣傳機器和政治動員機器，而不少讀者大眾還對此茫然不知。

香港市民要求的不僅是政府廉潔，亦希望新聞界的專業。媒體的絕對權力和政治的絕對權力都會讓人腐敗，如何令人相信主流傳媒為市民喉舌，公正客觀報道事實真相？難道這只是香港人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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