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蕭功秦拜訪紐約，再度闡述了他對重慶模式的想法，他認為，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以下為《外參》對蕭功秦此次訪美專訪的其餘內容：
中國的特殊威權政治
若要分析鄧小平的一套，蕭功秦認為鄧小平走的是新權威主義，是具有現代化導向的開明專制。“他的第一步就是改革者掌權、撥亂反正，排除黨內保守派的干擾。”蕭功秦說，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概括相當客觀，趙紫陽多次提到，鄧小平只堅持兩點，第一點，共產黨的領導，這點絕不能挑戰，第二點，鄧小平不關心所有制，怎樣改都可以，只要經濟好起來就行，因此鄧小平走的就是新權威主義。
“八十年代後期，趙紫陽曾經和鄧小平介紹過新權威主義，說知識份子中有個一個新權威主義的思潮，它的主要觀點是，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不能立即實行民主，先需要經過一個權力集中階段，通過經濟發展，民主才能實現。鄧小平對此的反應是，他說自己就是新權威主義，不過這個詞不好，可以換另一個詞。”
蕭功秦認為，中國從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的新權威主義通過鐵腕建立了威權，南方講話則進一步與左派劃清了界線，從這個意義上說，脫胎於共產革命體制的鄧小平模式，到九十年代前期才正式成形，但這一“後革命體制”的新權威主義的發展和一般的威權政治有個不同點，它是在一個共產主義革命體制的背景上發生的轉型，客觀上，鄧小平是要走的正是威權政治的路線，因為威權政治就是政治集權與市場競爭相結合。
但這樣強國家弱社會、後共產主義的威權體制，蕭功秦認為也不能說沒有優勢，其優勢特別表現在國有體制轉制的過程中：“四千萬工人下崗，用一位親歷的管理者的話來說，‘既是殘酷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了工會，當時決不可能邁過這一門坎，然而，也正因為威權體制下能邁出了這一步，意外使得經濟私有化過程進行得非常順利，中國經濟確實柳暗花明，工廠生產效率大為提高，銀行也不再成為製造壞賬的無底洞。再加上此後中國又成功加入WTO。產權明晰化，高效率勞動力，人口紅利，這些因素使大量訂單進入中國，形成了極其強勢的競爭力，因此出現經濟的大發展。中國在新權威體制下，從此迎來了百年未遇的良好發展時代。”
但另一方面，問題又反了過來，由於是強國家弱社會，弱社會無法對強國家進行制衡，因此蕭功秦指出，權力腐敗的情況會很嚴重，由於上層又特別擔心民眾挑戰自己，於是就形成了大維穩的模式，用維穩的“不變應萬變”，以代替漸進改革，形成如下惡性循環：腐敗與社會不公——社會不滿與群體事件——大維穩代替改革——矛盾進一步加劇，這是一種不斷重復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形成後，腐敗更嚴重，腐敗官僚又害怕人民對他在經濟上進一步的清算，因此更加收緊控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變成良性的威權政治而不是變成劣質的、退化的威權政治，還有許多路要走。
對十八大抱有期待：走向共和國的新文明時代
蕭功秦認為，中國發展雖然大有成就，但在應對積累的矛盾方面，已經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中國是否陷入由此而形成的危機？蕭功秦指出，十八大以後是一次“抄底反彈”的機會。如果僅僅用維穩來代替改革，當路徑依賴、矛盾越來越大時，再來改革，就可能陷入所謂的“急診室效應”中，這就如同急診室當中有兩派醫生，有人認為必須大改革、大手術，才能解決問題、延長病人的壽命，另一派認為，病人都要死亡了，動大手術只會死得更快，所以不能動手術。兩派都是合理的，但卻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在陷入急診室效應以前，最好的辦法就是開始進入改革階段。
蕭功秦對中國目前的發展趨勢並不感到悲觀，他解釋，原有的維穩模式已經無法應對越來越深的社會矛盾，這已經成為國內各階層與官員的共識，改變的方向，至少不是向左轉，更多的應該向寬鬆的方向發展，現在政府面臨社會要求改革的壓力比十年前大多了，好在現在中國大多數人並不激進，中間收入階層和穩健思想者仍佔多數，因此還是有相當的希望。一旦錯過了這個階段，激進主義就會膨脹起來，那時政府就會陷入兩難：不改，社會壓力太大，改革，則陷入急診室效應。如清末攝政王時期就是如此。
對於十八大後的中國，蕭功秦也覺得總體上應該會比現在更有希望，他認為，十八大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盤整與准備，中國應會更加開放。他預測，一開始，一般而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可能會要打一下“左燈”，以強調自己的正統性，這是中國當代政治的傳統邏輯，他對此有思想准備，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盤整，相信會走向政治上的改革開放。新政治精英要擺脫困境，並獲得民眾中的合法性，舍此沒有其他路可走。當然，在政治上搞民主也不能操之過急，此前應該有一個公民社會與社會自治組織健康發展的階段，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民主化後民粹主義惡性泛濫。當然，這種設想也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他還說，他不能保證，在面對強大社會壓力的情況下，中國的政治精英會不會急劇向左轉，其結果會陷入新的惡性循環，會很可悲。
他希望未來的中國政治家在文化發展上也應該有想像力一些，不能只講“學雷鋒”，其實，有許多可供選擇的文化創新提法來凝聚人心。例如“創建共和國的新文明”這樣的提法，前者（共和國）是繼往，後者（新文明）是開來。繼革命之往，開民主之來，他對官方提出“學雷鋒”，學習延安講話精神，“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提法很能理解，但文化創新更為重要。
蕭功秦認為，未來無論中國哪個領導人上台，都只是長期試錯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人的理性設計能力是有限的，中國只有在經驗與嘗試中才能找到擺脫困境的路徑，胡溫體制雖然做了一些相當不錯的事，但“大維穩”來代替改革的模式確實造成很多問題，這就意味，一個新的試錯階段還會出現，如果當政者在“左”的方面嘗試不太成功，那就可能出現“右”的試錯過程，之後“右”的也可能不太成功；再會向左的方向轉一下，這種不斷調節過程，也許要以10年為單位，才能看到一些試錯的成果。對此蕭功秦還是抱持樂觀。他相信中國人與中國的政治精英有足夠的聰明與智慧。
此外，中國地方性的試錯也還不斷在進行，蕭功秦表示，地方性試錯和中央的試錯結合起來，社會已經產生相當的變化，經濟的發展，一定會促成經濟利益多元化，進而出現社會思潮的多元化，思潮的多元化本身形成某程度的制衡，表面上來看，中國的社會問題很嚴重，但社會進步的力量、多元的力量也在發展。
蕭功秦說他很少來美國，但願下一次來美國時，能把國內令人鼓舞的發展與各位分享。都是中國人，誰都希望中國進步。
蕭功秦2012年5月在費城會議上。（蕭功秦提供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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