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日的常委會上，林彪當著眾常委的面說：“不是打倒，不是今後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風、洗腦筋。”對此，彭德懷應和道：“改造思想贊成。總路線擁護。工作有消極面。”顯而易見的是，林彪說此話，並沒有事先和毛澤東商量。當彭德懷隨後提及“軍委應當掌握在一個得力同志手上。（我下來）這次不公佈。提議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務”時，毛澤東回應道“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幹。”
這件事充份說明了林彪當時對彭德懷的事情看得沒有那麼清楚，尚不知道毛澤東等人對彭德懷的處理底線。
正如上述，林彪的講話是大帽子不少，但是都很空洞，實質性內容不多，置彭德懷於死地的罪名更是毫無涉及。在整肅彭德懷問題上，林彪起的作用遠小於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例如在毛澤東下發彭德懷的信之前是和劉少奇、周恩來商量過的，再比如毛澤東決定在23日召開大會並發表關鍵性的講話之前也是先和劉少奇、周恩來通氣。毛澤東的這個講話使會議氣氛驟然緊張，形勢急轉直下，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對彭德懷問題的定性起了一錘定音的效果。彭德懷的“裡通外國”之罪名，更是和周恩來密切相關。15年後，1974年11月彭德懷病危，他在舌頭已經僵硬、發音十分困難的彌留之際，仍喃喃自語：“我沒有裡通外國……我是清白的……”由此可見當年那種惡毒誣陷在他心靈上留下的創傷多麼深重。問題長期未得到澄清，彭德懷是死不瞑目的。至於“軍事俱樂部”，第一次在參加全會人員面前明確提出來的也是周恩來。
毛澤東、周恩來
中央決定隨後召開軍委擴大會議以肅清彭德懷之影響。此次會議上重點追查了“軍事俱樂部”和“裡通外國”的事情。根據彭德懷自述：“在會議發展的過程中，我採取了要什麼就給什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唯有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現象，特別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時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這種現象尤為嚴重。不供出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就給加上不老實、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時，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號：‘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騙我們了！’逼得我當時氣極了，我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吧！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吧！有幾個同志說我太頑固，太不嚴肅。其實，在廬山會議結束後，我就想把我在軍隊三十年來的影響肅清、搞臭。這樣做，對保障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的進一步的鞏固，是有好處的。我就是持著這個態度，趕回北京來作檢討的。但是我不能亂供什麼‘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等，那樣做，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我只能毀滅自己，決不能損害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
至於“裡通外國”的事情，會議用了兩天的時間專門進行揭發和追查。揭發者說彭德懷“裡通外國”的主要根據，是他在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出訪期間，曾與赫魯曉夫有過接觸，受過他的接見。彭德懷詳細地講述了出訪期間他與赫魯曉夫幾次禮節性會見的經過，並詳細提供了每次會見的時間、地點、陪同人員和翻譯人員名單。他說：“我根本不懂外國話，同外國人任何談話都要經過別人的翻譯。要裡通外國，我怎麼去密談？”彭德懷說：“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這樣醜惡的罪名加在我的頭上，使我難過極了。”軍委擴大會議對所謂“裡通外國”問題的批判是採用會上揭發與會外調查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的。會上，不論什麼人都可以提出疑問，重要的疑問一提出，便立即派人向外事工作會議進行了解、核查(批判張聞天的外事工作會議，與軍委擴大會議同時進行)，或立即向有關駐外使館發電報要求提供證明。工作可謂深入、細緻、周密、快速。但是直到會議結束，仍一無所獲。歷屆專案組都把“裡通外國”作為對彭德懷進行審查的重大問題之一，可在這個問題上都毫無結果。儘管毫無結果，它仍被列為專案組要審查的重大問題之一。就這件事，彭德懷曾懇切地寫信給黨中央和毛澤東，鄭重聲明：(“裡通外國”問題)“如發現確鑿事實，可以以叛國論罪，判處死刑無怨。”由此可以看到這些罪名對彭德懷的傷害是如此之深，彭德懷對這些罪名的反應是多麼的強烈。
由以上史實可以看出，真正對彭德懷定罪和傷害的人，是周恩來這些人，而非林彪。（《明鏡月刊》30期）
《明鏡》月刊 第32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5000?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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