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8日星期六

趙紫陽關於政治改革有哪些思路和措施?


《明鏡月刊》記者 高伐林整理


10月上旬在紐約舉辦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60餘位來自中國、美國、歐洲的學者出席研討會,美、英、法多家媒體與會採訪,30多位學者在會上發了言。現根據錄音,整理摘錄部分學者的發言內容。



吳偉(中國學者):

我從1986年10月到1989年“六四”,我在中央體制改革研究室鮑彤身邊工作,一起經歷過幾年,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對“六四”前後核心圈的情況有大致的瞭解。現在講“趙紫陽的遺產”,他到底有什麼遺產?主要就體現在他主持設計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個方案——“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和他後來主持執行的政治體制改革過程當中。

簡單地說一下當時的背景。當時高層有三個方面的政治力量,第一是胡趙為代表的開明領導者;第二是鄧小平,作為黨內矛盾的仲裁人,一方面堅持改革開放,一方面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麼左右互博;第三就是黨內保守派。

如何看三年多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我的看法是確有雙重性。現在有人說,那只是體制內的改良。但是對改良,也有兩種不同的認識: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他的措施,與趙紫陽提出的目標和措施是不同的。鄧主張的,是對體制進行改良,在保持共產黨領導地位不變的情況下,革除體制內的弊端,提高政府效率。他從來也沒有認真想過在中國搞民主。趙紫陽受命來主持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他是要實實在在推動民主,然而他又處在鄧提出的目標的壓力之下。但他還是將高度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目標,提出來了。趙紫陽這是接受了鮑彤和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當時叫政改辦)提出的方案,將政治體制改革設為兩個層次,把鄧小平的“提高政府效率”包括進去,然後把高度民主作為長遠目標。這樣一方面可以取得鄧小平的支持,另一方面又適合中國的現實發展需要。後來政改辦又提出,要實現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這“兩個轉變”的口號,趙紫陽也接受了。從目標上說,趙與鄧是並不一致的。


吳偉

趙紫陽在主持政治體制改革中提出一系列措施,遠遠超出了鄧小平劃定的範圍。鄧劃定的範圍是: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機構改革,提高效率,而趙紫陽主持制定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和方案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接過鄧小平“黨政分開”的口號,鄧的意圖,是防止迭床架屋,提高效率,減少層次;而趙提出的是: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擯棄了過去的“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後來趙提出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提出要有政務類和業務類的劃分,這是關鍵,為將來實現公務員中立奠定基礎——中國現在實行的公務員制度,遠遠不是當時設想的制度了。

再比如,當時趙紫陽主張取消對文化作品的審查制度,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提出了開展社會協商對話,通過協調社會矛盾和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取消黨對司法的直接干預,等等。在中共十三大之後,趙紫陽又提出了幾條,例如,他提出:改造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但這一條後來沒有通過;他又提出,開展廉政建設——他看得很清楚,當時由於經濟上的雙軌制,導致腐敗盛行。但是恰恰這些,在“六四”之後,被鄧小平和黨內保守派指責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證據。這也說明,趙紫陽所推行的這些舉措,衝破了鄧小平的範圍,也成為後來鄧小平中止這場改革的原因。

一直到“六四”槍聲響起之前,鄧小平一直在觀察,趙紫陽到底想幹什麼?趙提出在民主和法治軌道上解決問題,表明他仍然堅持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提出的一系列觀點,特別是堅持民主與法治。

正是由於趙與鄧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的分歧,在當時的實踐中,一方面體現了鄧小平的想發,一方面表現出實際操作者的想法。這二者的衝突,最後導致了鄧小平動手中止了改革。
鄧小平是黨內各種政治勢力博弈的症結。在當時黨內高層的政治生態中,鄧小平是中間勢力,他主張改革的時候,就傾向胡趙;當他發現胡趙超出了他所能容許的範圍,他就出手阻止,站到保守勢力那邊。1989年改革被中止是鄧小平主導的,但是黨內保守勢力從1985年之後的反撲,已經醞釀了這個結果。鄧小平最後表現出的政治態度,與陳雲、李先念、李鵬、姚依林他們,沒有什麼區別,達成了一致:對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容許存在,必須扼殺掉。

怎麼看待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選擇問題?最近一段時間,國內也有人在反思八十年代的政改,有一種觀點認為,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不成熟,所以最後就失敗了。對這一觀點,從總體上說我無法反對,但我也不能籠統地贊成。因為時機選擇,不是趙紫陽的選擇,而是鄧的選擇,趙紫陽是被動地接受了鄧小平的安排,來主持制定方案,並組織操作。如果說時機選擇不成熟,那只是趙的改革在當時行不通;而鄧提出的十六字改革方針,如果趙照這條路去走,是可能成功的,他也可以照樣當他的總書記——但這就不是趙紫陽了。

趙紫陽經歷過兩次大徹大悟。第一次是“文革”,他從共產黨傳統的階級鬥爭學說中擺脫出來,第二次,是從1989年之後,經過思考,他實現了向徹底的民主主義者的轉變。

但他又認為,中國的政治轉型,和平過渡,他在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中,我們當時有一個指導思想:這次政改,機會難得,既然機會難得,我們就要爭取讓方案得到通過,如果不能通過,不知道又要拖多少年。要著眼於能通過,就必須考慮鄧小平這個中國最大的實際,要讓鄧小平能夠接受,也要讓中國那些主張社會主義民主、主張保障公民權利的人能接受。趙也設想,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一成不變的,內容也是不斷發展的,要通過三到四屆黨代會,逐步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從傳統政黨向現代政黨的轉變,實現共產黨自身的轉型。(《明鏡月刊》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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