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4日星期四

習仲勛“復興夢” 讓鄰國焦慮





明鏡新聞網編譯  文道喻

    習近平、安倍晉三、朴槿惠和金正恩分別將是2013年中國、日本、南韓和北朝鮮的領導人,巧合的是,習、安倍和朴都在2012年底接掌大權,金正恩接替死去的老爸也不過1年。曾有一度東北亞在經濟和軍事崛起後被許多學者視為“亞洲世紀”降臨,然而,近幾年東亞的局勢卻愈加詭譎多變,矛盾加劇﹔另外,隨著4位風格迥異、各具特色的領導人陸續上台,新的一年的東亞,將是全世界最值得關注的區域。
                                                                         

東亞4個“太子黨” 掌大權


    金正恩之父金正日和朴槿惠之父朴正熙都是冷戰時期的政治強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毛澤東時代的革命英雄;鷹派色彩濃厚的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也當過日本首相。如果用中國的歸類,這4個人都是“太子黨”,且頗有先人遺風,《洛杉磯時報》指出,未來東亞將彌漫一股懷舊感,但卻是二戰的那種,已有悲觀學者預測,一場全新的東亞戰爭正蠢蠢欲動。



    南韓誕生史上第一位女總統朴槿惠。


    “短期內我的看法悲觀,過去美蘇對抗的冷戰思維有可能在東亞重現”,韓國國防大學教授韓庸燮(Han Yong-sup)在一場國際論壇上如此表示。事實上,所有國家的權力過渡都是敏感時期,部分新領導人訴求民族主義以穩定局勢,不幸的是,中日韓三國都在同一時間變換領導人,而且他們都這麼做了。

    當然,整個東北亞最不安定的因素還是神秘又獨裁的朝鮮。2011年才接班,不到30歲的金正恩看起來很快就能鞏固權力,大展身手。他在20121212日發射導彈,雖引起眾多國家譴責與不安,但專家認為,他的企圖在於維護其合法性,祖父金日成和父親金正日都是前國家領導人,一脈相傳的世襲式政權,更讓朝鮮成為獨裁中的獨裁。

    國際關係分析人士指稱,每個國家的領導人不免轉換,但爭奪世界秩序中的領先位置是不變之事。美國扮演20世紀世界秩序的維持者,進入21世紀後,中國成了一股新力量,當秩序面臨重建,必然伴隨不穩和風險。中國的優勢在於經濟快速增長,預計2020年前將取代美國躍居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自然有權追求自身利益並對他國施加壓力。“緊張局勢上升的可能性一直很高,只要有個不小心或意外,後果可能不堪設想”,美國對外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斯科特施奈德(Scott Snyder)向《洛杉磯時報》表示。



中國將引發東亞安全困境

    習仲勛曾是中國重要的經濟改革者,因此令許多人覺得,習近平會是一位崇尚實用主義的改革者,但他上任後接連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講話,已造成鄰國焦慮。《洛杉磯時報》指出,習常提到“復興”或“中國夢”,跟即將卸任的胡錦濤大異其趣,胡最常使用的政治詞彙是“和諧”,建立“和諧社會”向來是他的施政重點,維穩費用也一年比一年增加。然而習不再強調“和諧”,他要的是中國從1920世紀割地賠款的恥辱走出來,“和諧社會的年代已經結束了”,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說。

    更糟的是,中國似乎認為適度運用武力威嚇是合理的事。一方面基於歷史習慣,另一方面借鑒美國,於是,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員邦妮格拉澤(Bonnie Glaser)告訴《洛杉磯時報》:“中國人得到的結論是,可以接受使用軍事武力”。在南海和東海爭端上,中國人派出民間船舶和漁船當作準軍事支援,只因“中國要保護本國利益,他們開發出更直接的手段。”

    種種不利因素下,90年代學者吹捧的“亞洲世紀”有可能成真嗎?至少卡內基倫理與國際事務理事會(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德文斯圖爾特(Devin Stewart)不這麼認為。他於在線雜誌《e-國際關係》(e-International Relations)發文指出,第一個問題是區域不安, 我們很難從中日韓3位新領導身上期待和諧的東北亞,反之他們極有可能回到過去的競爭關係。中國身為東亞最強國,“秩序安定者”的重任不得不擔,但習近平最近宣稱要加強軍事能力,增加戰備項目和延伸海軍力量,勢必引發東亞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安全困境的觀念強調,各國在追求自身安全而加強軍備時,如此行為將被其他國家視為一種潛在威脅,而其他國家也會因為這樣,提升軍事力量加以回應。原先只為單純保護自己的安全措施,卻由於連鎖反應導致整體情勢更不安全,是國際關係現實主義中的重要假設。




    朝鮮的領導人是家族世襲。



亞洲缺乏可學習的典範國家

    其次,“亞洲世紀”無法成真還有一項客觀因素,亞洲是多元化地區,種族、語言、宗教和文化大不相同,難以塑造一致的價值觀與共識。歷史上的大英帝國、奧斯曼帝國、唐代天朝上國和羅馬帝國之大一統,多少通過戰爭與征服使他人臣服,而近代美國則以文化上的軟實力(如好萊塢和麥當勞)影響全世界,但這都不是未來亞洲可能走的路線,從東協和歐盟的差異便能清楚看出。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亞洲缺乏“典範國家”。不少學者支持中國、日本或新加坡可以作為其他國家的學習對象,但斯圖爾特分析,各國都有致命傷。儘管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國家式資本主義能否在猖獗的腐敗下生存尚不可知;日本是亞洲老牌的君主立憲國家,但反對黨力量太弱,長期執政的自民黨讓日本看起來像一黨制;新加坡縱有全球最佳的商業投資環境,不過她畢竟是一個城市國家,要偌大中國把新加坡當典範,就像要巴西學習紐約市一樣。

    是故,距離“亞洲世紀”夢想成真還有好長一段路。新加坡學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曾說:“如果想看過去,就去歐洲;如果想看未來,就來亞洲”,但這個“未來”不是短期的未來,亞洲有太多爭端等待磨合,在此之前,美國仍會站在主宰地位,不論軍事或文化。《中國密報》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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