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 巫古森
2013年的1月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表示，他和新領導團隊將在新的一年追求一個穩定扎實的開始。政治局常委另外六人，包括即將擔任總理的李克強也在會上，另外，即將在2013年3月退休的官員們，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總理溫家寶也出席了此次茶話會。會上雖然沒有提及反腐，但很明顯地，不論是對2013這新的一年或是習近平所領導的新團隊上任的第一年，貪腐問題都是中國必須正視的挑戰。除了反腐工作，新政府團隊也在政治改革呼聲中面對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困境。
2013年新年茶話會上的胡錦濤與習近平。
習尋求穩定和突破間平衡。
成為總書記後的第一次新年，習近平在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說201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中共十八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並表示中國政府要“穩中求進，開拓創新，紮實開局，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根據《南華早報》報道，習近平同時也希望維持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
習近平在會上講話的最後引用了毛澤東的詩來形容中國近幾十年的進步：“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南華早報》指出這個舉動很明顯地是在試圖拉攏前輩元老們以及黨內的保守分子。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現獨立政治事件分析家章立凡認為，任何新領導人上台後的首要任務都是鞏固權力，而這件事需要政治上的穩定。但是習近平現在卻必須在追求政治穩定的同時，在緊迫的事件上採取更迅速的動作以達到政策上的突破。章說：“尋求穩定和達到突破兩件事其實是彼此矛盾的，習近平現在正在試圖找到兩者的平衡。”
習反腐宣言被指不具說服力
習近平雖然在新年茶話會上並未提及反腐，但他在成為總書記、也就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時，他曾向外界宣言反腐將是他任內的首要任務之一。英國諾汀罕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國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所長曾銳生認為習近平的公開宣示很值得鼓勵，但是不夠有說服力。
曾銳生在《南華早報》上的文章中寫道，習近平的反腐宣言不夠有說服力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習近平自身是貪腐的，即使彭博社2012年6月報道了習近平家族成員擁有巨額資產，但報道卻沒有具體指出習近平本人有貪腐的嫌疑。
同樣在2012年遭外媒揭露的，還有溫家寶家族在溫家寶在職期間累積了高達27億美元的隱密財富。但《紐約時報》的這篇報道同樣也沒有證據指向溫家寶本人有涉嫌貪汙。曾銳生表示他相信習近平和溫家寶兩人本身的清廉。但假使如此，為什麼習近平的反腐宣言仍不夠有說服力？
曾銳生提出兩個理由，這兩個理由都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政治遺產或基因無關。香港的例子顯示就算不是民主的體制，中國人民也有可能成功地解決貪腐問題。香港經驗對中國具有相當高的啟發性。
政治制度與高層家族特權
第一個反腐宣言不夠力的理由是政治制度。權力使人貪腐，絕對的權力則會導致絕對的腐化。中國的列寧式政治制度雖然在鄧小平的改革後改變了許多，但它仍是人類史上最具權力或最極權主義式的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在權力的壟斷上沒有任何的制衡。
中國共產黨的幾近極權是中國的政治現實。共產黨派任到各省各區的黨委官員、以及這些黨委官員的傲慢獨斷，使得黨中央得以強迫實行任何它認為可延續黨的絕對領導的政策。但是這些政策之中，只有一項是例外，即根除貪腐的任務；根除貪腐這項任務很可能會對共產黨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脅。
第二個習近平反腐宣言不具說服力的理由是，中國高層領導的家族不斷地利用他們的特權進行非法或不當得利。即使高層領導們自己高調提倡反腐，這種作為依然在中國官場頻繁出現。這也就是為什麼彭博社和《紐約時報》的報道非常重要且引人深思。
以70年代香港貪腐為例
現今大陸的情況可與香港在1970年代的敗壞情況作比較。集團性的貪腐在1970年代的香港非常嚴重、深入根底，那時即使是公共服務如救命的消防隊，很可能都需要先賄賂或付錢才能讓他們出動。
一件惡名昭彰的案例是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這件貪汙案引起港人的憤怒，當時的香港政府因此開始對貪汙事件展開肅清行動。在短短10年內，香港的打腐工作不只結束了集團性的貪腐，也替香港社會注入了新的反腐公共意識。
1970年代香港從葛伯案開始積極反腐。
從那時開始，即使個人的貪腐還是持續地在暗中進行，港人整體已經視貪腐為一種不可取的行為。
但是，曾銳生認為香港經驗其實並不能被大陸複製，因為現在中國有兩個基本問題是當初殖民政府下的香港並沒有的。
首先，殖民政府並沒有像中國共產黨政府現在擁有的絕對權力。相反地，英國人知道殖民統治只能在與其他政權相比更不令人反感的情況下維持其統治的穩定，而在當時，這個可拿來作比較的政權就是香港即將回歸其統治的中國政府。另外，貪腐在香港殖民時期晚期或許具有高度的組織性，但是它並不是制度上的貪污。雖然貪污當時在香港是集團性的，但是貪污從沒有侵蝕到達最高官員或是他們的家屬。
當香港總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意識到殖民政府的可信度受到質疑並採取行動時，他並沒有受到來自殖民政府高層的阻礙。他也不需要擔心他有可能需要在這波反腐行動中將自己的親戚送入監獄。
在不用將自己親戚帶上手銬這一環節上，習近平沒有麥理浩來的兩袖清風；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也不像是習近平可能或能夠做到的事，畢竟政治局常委會全員大概都沒有要如此做的準備。但是，曾銳生認為，習近平仍然可以在不民主化的情形下有所影響，他可以從他的親戚先開刀。
假使習近平無法作出類似程度的大動作，他的反腐宣言不會被當真。
企圖賄賂習近平人士眾多
曾銳生寫道，現今的中國現實是，即使習近平的親戚沒有要求賄賂，他們還是會不斷地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昂貴禮物。除非他們自己積極堅定地拒絕這些禮品、並向習近平報告所有的賄賂案件，使得這些企圖賄賂的人得到懲罰，否則賄賂、送禮習慣不會自己中斷、更無法完全根除。
除非習近平有破釜沉舟的決心、有意願將自己貪腐的親戚送入監獄、或是要求親戚們向上提報任何試圖賄賂他們的朋友，並將這些賄賂人士繩之以法，否則他的反腐運動就只是一種對其他官員的好意提醒：貪腐的官員不應該高調炫耀自己的非法得利，太高調的一些人會被犧牲以換取黨“反腐”的成功。
曾銳生表示，假使習近平希望自己的反腐更具有可信度，他必須作出更戲劇性、更劇烈的行動，讓黨員和一般民眾看到政府真正的決心、形成當初港人建立起的反貪風氣。否則的話，好聽的話說再多也是白說。
薄熙來因貪汙徹底倒台
新的一年初始，除了討論中國嚴重的貪腐問題，關心環境議題的雙語網站《中外對話》主編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Hilton)也在《衛報》上撰文討論中國領導人在接下來的2013年將面對的挑戰。
希爾頓文中開頭表示中國共產黨所經歷的2012年，大概是自鄧小平和其盟友在毛澤東死後短短幾個禮拜內打倒“四人幫”的1976年後，最精彩的一年。希爾頓指出，就在“四人幫”被逮捕後，有他們身影存在的毛澤東追悼大會的照片馬上就重新發行，在新的照片中，他們的身影被抹去留下4個空白；而薄熙來在2012年遭到的待遇也相差不遠。
已遭雙規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也在他曾經支配5年的城市中遭到消影消音。在他統治下的受害者現在公開地控訴他們遭受到的虐待，薄熙來在任時所提倡的毛澤東風格的集會現在也已經不再流行。薄熙來自己還未以貪汙罪名受審，雖然“四人幫”在1980年代早期的審判極其冗長，但薄熙來的審判很可能會是短暫的。希爾頓表示，這是因為審判的目的是將薄熙來的政治生涯徹底封死，而非讓人民好好地溫習他所犯下的罪行，因為對一般中國民眾而言，共產黨為薄定下的罪名，在共產黨內部很可能稀鬆平常。
薄熙來貪腐？民眾可能會聳聳肩。他的家族誇張地富有？中國最富有的一些人是黨元老或領導的兒女或孫兒輩，中國共產黨只是希望任何可能成為領導人的人記住，沒有人可以比組織還大、還更有權力。希爾頓說，這可說是中國共產黨與黑道共有的特質之一。共產黨想經由對薄熙來的審判向大眾傳達的訊息很明顯也非常簡單：薄熙來徹底地輸了。
但是薄熙來的倒台發生在中國發展的一個轉捩點上，一如當初“四人幫”倒台事件的1976年那樣重要。連接2012年的2013年對中國而言是個試煉，它將測試中國是否擁有實行幾項關鍵轉型的能力：朝向少汙染少浪費、更具創新力的經濟、朝向或是背對更法治的制度、朝向一個更公平的社會或是回到專制主義並將權力和特權集中在少數的精英手中。
官方高唱反腐至今未見成效
希爾頓寫道，新領導者會繼承許多已發生和即將發生的危機，其中最戲劇化的就是西藏，自2009年開始，藏人的自焚人數就不斷攀升，至今已將近百人。希爾頓認為假使新領導人能對西藏採取新的政策，會是他們領導能力的展現。
在貪腐問題上，如曾銳生表示的，希爾頓也認為習近平將要有更多的作為才能說服大眾他的承諾不只空談。他的前任們皆無法實現這個承諾，胡錦濤在任期間就高唱反腐，但至今未見成效，溫家寶曾經要求官員們緊盯自己的家屬，不要有自肥的行為出現，但是他自己卻在2012年10月被《紐約時報》揭露自己的家族累積高達27億美元的財富。
2011年，溫家寶曾向倫敦的聽眾表示：“真正的民主離不開自由。真正的自由離不開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障。”但是溫家寶任職總理的10年間，法治方面沒有什麼進步、經濟和政治權利在紙上被高舉、實際上卻少被尊重。
即將退休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和諧社會”試圖平衡已變得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秩序，但是這個口號只落得被民眾用來諷刺政府高壓手段的下場。中國政府非但沒有平衡中國的貧富差距，它甚至在11年前起就放棄公佈評量國家貧富差距的指數的基尼係數，中國政府不公佈的理由是它所擁有的針對富人的調查資料還不完整。
習演說強調民族主義的夢想
希爾頓問，習近平有可能做得比他的前任者都好嗎？初期的徵兆對那些希望中國更加自由的人（如2012年12月71位聯署發表《改革共識倡議書》要求權力分立以及終結國家對法律的干涉的學者）而言不甚樂觀。事實是，這份被一些異議人士視為過於溫和的倡議書，在網路上也迅速地遭到屏蔽。網絡審查變本加厲、官媒甚至以愛國為名倡導中國民眾遵守從網絡到文化面上的各種官方規定。
習近平的演說至今為止強調了民族主義的夢想：一個強大的中國，維持一黨專政也會是他的首要任務。當他提及改革時，希爾頓問，他是否意味著採取更多必要的手段以讓共產黨統治制度完整無缺？
也許共產黨希望它自己能變得更強大，成為“後民主秩序”的第一個典範，如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校董、成為資本創始人李世默(Eric X. Li)在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那樣。李世默在這篇希爾頓認為極其諂媚的文章中寫道，共產黨將會克服這些短期的困難、展現出中國充滿智慧的、任人唯才的、以服務人民為取向的一黨制度的優勢，於此同時，西方民主的缺點也將顯露無遺。
中國房地產市場問題浮現
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對人民而言，似乎並不如李世默說的那樣以服務人民為取向，但是或許這在李世默形容的“後民主”制度中，並不太重要。希爾頓指出，事實是，即便中國近20年的生活水準已提高許多，中國人民卻也漸漸地開始展現自己不滿的情緒：他們以每年18萬件“群眾事件”、以網絡上和社群媒體上的發文、以不斷地諷刺共產黨的手法來表現不滿。
在中國第一階段發展和現代化到了尾聲的時候，新的領導團隊也許會開始思考，已有諸多不滿的中國人民將會對一個放緩的經濟有什麼樣的反應。希爾頓表示，經濟放緩表示過去20年中國政府與人民所作的交易將遭到毀損。在過去，中國政府以經濟成長的承諾換取人民對政治專制的接受。
中國的新領導人也許很快就會知道結果。中國過熱的房地產市場是少數崛起的中產階級分子可投資的市場，也是占了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約10%的“灰色收入”的投資市場，更不用說對地方政府而言，房地產的銷售更是它們主要的收入來源。2012年在中國內部已經有愈來愈多聲音警告房地產這個泡泡即將爆破：曾經繁榮一時的溫州，自2010年起房地產價格已經跌了70%、上海的開發商已經開始減價以求售出過多的庫存、2012年12月中國著名商業雜誌《財新》發出警告，表示投機的房地產占了全國住宅的20%到40%。
曾經繁榮一時的溫州，自2010年起房地產價格已經跌了70%。
房地產市場問題對已經搖搖欲墜的金融機構產生的累積效應、以及對儲蓄者和投資者將產生的後果是極端嚴重的。中國的新領導層面對這些經濟挑戰所採取的方法和手段，將是測試李世默所稱的賢明的精英制度的時機。希爾頓說，我們將可以看到，中國的共產黨制度是否能比中國領導人十幾年來不斷宣稱的反腐決心更具有實質的內容。《內幕》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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