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傻瓜”？（1）
——余傑答《中國密報》
《中國密報》記者 陳小平
《中國密報》：恭喜你成為第一個得到西方大獎——“公民勇氣獎”的中國人。中國很多人都知道索爾仁尼琴，但不知道這個獎是他倡議建立的。據我瞭解，這個獎是給“在冷血和極其危險的情況下，公民顯示出來的非暴力勇氣。相對於戰爭時表現出來的勇氣，授予該獎是為了引起人們對人類良知英雄的關注，特別是倡導在良好社會中的公民勇氣。”這樣看來，這個獎不是獎給作家的，也不是獎給人權活動家的。為什麼這個獎會落在你的頭上呢？
余傑：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余：公民勇氣獎是受英國思想家柏克的啟發而設立的，柏克說過：“惡人之所以肆無忌憚地作惡，原因就是好人都保持沉默。”設立該獎的特雷恩先生是美國資深的投資家和作家，當年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流亡美國的時候，得到了他的諸多幫助，他們結為莫逆之交。後來，他們一起設立了這個獎，在索爾仁尼琴去世前幾年，還親自擔任董事會的成員，參與評選工作。這個獎曾經頒發給北韓、古巴、俄羅斯等許多獨裁國家的爭取自由和人權的知識分子和活動家。
就在我們全家去紐約參加頒獎典禮的時候，我四歲半的兒子光益問了我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他到美國後，很喜歡美國的幼兒園，因為幼兒園的老師敞開讓他們玩耍，而不像中國的幼兒園那樣，小朋友得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他在幼兒園裡認識了好多朋友，其中一個好朋友的爸爸是消防員。所以，消防員是他心目中最勇敢的人，他的夢想就是長大了以後當消防員，幫助別人救火。當他得知我獲獎的事情之後，就好奇地問我：“爸爸，你天天在電腦前寫作，又沒有去救火，你又不勇敢，為什麼你會得到這個勇敢的獎呢？”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兒子的問題。我想，也許要等兒子長大以後，我才能把我的遭遇全部告訴他，包括我們為什麼要離開中國來到美國。那個時候，他也許就能理解了，在中國，當一個說真話的作家，確實是需要勇氣的。為了說真話，我付出了一畢業就失業的代價，從來沒有工作過一天，沒有拿過“公家”單位一分錢的薪水；為了說真話，我的著作被查禁，甚至被焚燒，還連累妻子也多次失去工作；為了說真話，我被非法軟禁，黑頭套綁架，酷刑折磨到昏死過去，毆打我的秘密警察揚言說：“你的文章對黨國的危害甚於一支軍隊，只要上級下令，我們馬上將你活埋。”
在美國，批評總統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媒體上每天都是各種各樣的責罵總統的報導和評論，政府官員本來就是讓給公眾指指點點的；但在中國，我批評了溫家寶和胡錦濤，卻幾乎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更不可思議的是，許多民眾包括知識分子中的一些朋友，都將我看作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傻瓜”，你為什麼要去招惹老虎呢？被老虎咬，還不是你自找的？活該！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奴在心者”。這個國家太需要現代公民意識了。我們的公民權利，不是靠某個青天大老爺大發善心賞賜給我們的，而是要靠我們每一個人努力去爭取的。在爭取的過程中，當然需要付出代價，當然需要勇氣的支撐。
做一個說真話的作家，是我自己從少年時代起就作出了的選擇，我不會後悔。當然，正如劉曉波在法庭上的自我辯護那樣，他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文字獄的受害者，我也期盼著，在未來自由民主的中國，每一個公民、每一個作家，都能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都能夠自由自在地說真話，而不是以“莫言”來自保。
另外，設立公民勇氣獎的特雷恩基金會，是美國的一個保守主義立場的基金會，他們的理念偏向於柏克的傳統，即強調個人主義，強調公民責任感，反對大政府和福利國家。在中國具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大部分人都持社會民主主義理念，而少有英美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我想，他們將這個獎項頒發給我，不僅因為我以公民的勇氣對抗中共暴政，還因為我的作品和思想中一以貫之的是這樣一種英美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理念。（《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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