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傻瓜”？（6）
——余傑答《中國密報》
《中國密報》記者陳小平
《中國密報》：2005年“郭飛雄事件”中，一方意見認為，是你及你的朋友們與郭飛雄切割，認為你們是搞捍衛宗教自由的，而郭飛雄是搞政治或民運的，最後將郭飛雄排除在當年5月11日布什總統接見的中國大陸人士名單。你在回答質疑時說這次會見是“布什與三位來自中國家庭教會的基督徒之間的私人交流”，而反駁你的人認為，各種信息說明，當天，布什總統會見的是“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有分析意見認為，你們此舉是“路線鬥爭”中的“權謀”，如果今天再來看這件事，你還堅持原來的看法嗎？
余：2005年5月，我與王怡、李柏光應邀赴美國出席“宗教自由與法律”研討會，並拜訪美國國會、國務院、智庫、教會和媒體。此前我並不知道另一位維權人士郭飛雄也被邀請與會。因為郭既非律師、又非基督徒，跟會議的主題無關。
我在此前幾年與郭見過面，對他的許多觀點和做法都非常不認同。如果我知道郭也被邀請參加這個會議，我就會拒絕參加這個會議。可是我卻被蒙在鼓裡，我是在飛抵華盛頓機場的時候，才知道郭也是與會者之一這個消息的。
在會議期間，郭發表了大量不當言論。在正式會議結束之後，與會者一同赴德州米德蘭參與聖經學習課程。抵達米德蘭之時，我和王怡與會議主辦方達成共識：余、王二人此後不再與郭一同以會議的名義出席公開活動。
次日，布什總統將接見與會成員的消息傳來。我和王怡及主辦會議的“對華援助協會”向美方提出，因為與郭飛雄在信仰及政治見解上迥異，加之其發表過若干狂熱民族主義的和反美的言論，不宜與之一起參加會見.
次日，美國駐華使館一位負責人權事務的一秘蒐集了我們幾人的背景材料，通過美國駐華雷德大使匯報給白宮方面，雷德大使親自建議將郭從會面者的名單上刪除。這樣，白宮才作出決定，不會見郭。作出最後決定的，不是我與王怡，而是白宮。後來《華盛頓郵報》訪問了美國使館的發言人，披露了這一決策過程。可惜很多人根本不看英文報導。
那次會見確實是探討宗教信仰自由的議題。後來我們三人發表的會談紀要都有清楚的顯示。會談結束後，布什總統等美方高級官員與我們一起手拉手禱告，既為中國禱告，也為美國禱告，會與者全部都是基督徒。後來，白宮網站上對此次會見的報導，以“總統會見中國人權活動人士”為名，而非“會見來自中國的基督徒”，是因為白宮也面臨著美國政治中的“政治正確”的壓力，他們擔心民主黨方面批評這樣的活動宗教色彩太強，故意作了這樣的模糊處理。結果，這一報導被某些人抓住，成為指責我們“說謊”的所謂證據。
後來，郭被捕入獄，我們面對各種指責只能把保持沉默。如今，郭已經獲得自由，我想，我可以將我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的分歧呈現出來了。郭寫過若干鼓吹民族主義和專制獨裁的文章。在“九一一”之後，他在《美國的道德缺陷、威望泡沫和制度優勢》一文中寫道：“連個本拉登就能把美國整成這個熊樣兒，假如美國一意孤行要武力阻撓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中國人發動反抗，美國人吃得消嗎？……九一一受襲，是美國社會為身當全球霸主付出的代價，是它為控制中東石油產區的地緣戰略格局付出的代價。”
在《自由民主和中國國家安全》一文中他寫道：“美國的軍事強力部門，還處在對外基本不文明的狀態。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諸多機緣不佳的民族，為美國的這個‘基本不文明’流了大量的血。”在《2003年朝美對決與東亞地緣政治》一文中，他歌頌北韓獨裁者金正日：“小國朝鮮能夠製造高精確度的導彈，的確是驚人的成就。人總是要死亡的，但是導彈技術永世長存，它是‘天下公器’，它對民族利益的捍衛和促進具有恆久的、越來越重要的價值。……作為責任擔當者，金氏父子的確為民族復興大業立了功，有導彈為證。”並攻擊布什總統宣佈北韓為“邪惡國家”是“冷漠、傲慢”。
學者焦國標撰文揭示韓戰真相，郭在《焦國標的言論越出了人倫底線》一文中辱罵說：“焦國標的思維再度扭曲，深藏在心中的毛蟲急速膨脹，終於用鐵寫的文字，證明了自己不過是一個違背天理人倫的怪物，一個地地道道的小丑。……對於那些鼓吹和宣揚違背天理人倫的謬論的傢夥，要步步追打，不到他們放棄，絕不停止。”
在《毛澤東的地緣政治遺產》中，他歌頌毛澤東說：“頂天立地的毛澤東，不僅善於運用戰爭領導藝術，而且善於發揮軍事實力的無形威懾作用，令中國一掃1840年來的恥辱，令漢民族一掃1000年來屢屢挨打的文弱氣質，豈不雄哉，豈不偉哉！”
在《中國國家安全領域正面臨一場思想風暴》一文中，他將新疆、西藏的民族分離主義和台獨勢力視為“破壞中國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認為“西藏和新疆的問題，其實不是由人權問題引起的，並不嚴重涉及主權和人權的矛盾，而是由一部分人企圖謀求‘藏獨’和‘疆獨’導致的。”
他宣稱“國家的地理依存高於民族自決權”，等中國軍事勢力更加強大之後，不惜對美、對日、對台開戰，要“發展起三至五百枚或者更多的可以打到美國本土的洲際導彈”，“假如中美發生直接的戰爭，美國過來的軍事主力，是三五艘航空母艦，美國必敗。道理很簡單，航空母艦在現代飛機和導彈面前不經打，航空母艦一沉，海空力量將全軍覆沒。”我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反美、反西方的人，為什麼要將被美國總統接見視為最大的榮耀呢？
我當然知道所謂“拒郭”的決定會讓我陷入爭議的漩渦，甚至一度成為“箭垛”。但是，我仍然做了我該做的事情。我對自己的定位很清晰：我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而不是政治家，我不會像共產黨那樣對締結“統一戰線”有興趣。我尊重不同觀點的表達，但我不會跟持郭這樣持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激進主義觀點的人成為朋友並共同參與公共活動。儘管這一事件給我帶來很大的困擾，但我並不後悔當年的決定。這與寬容無關，每個人都會堅持他行事為人的某些原則。
不過，這件事也給我一些教訓，我也由此對自己有了更清晰的定位，那就是：我不是一個活動家，對於公共活動的參與應當自我設限，我不具備處理紛繁複雜的公共時間的那種才能；我的長處是在書齋中思考和寫作，我應當固守這一“天職”（《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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