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腐的結構性問題：改革進行到一半
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被一些人視為造成嚴重貪腐的主要原因。王維正對《外參》表示，中國推動市場性的經濟改革，雖然整體來看達到很輝煌的成果，但也有很多後遺症，這也是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領導人強調和諧社會的原因。
“經濟發展的果實，沒有被全民平均、廣泛地享受，而是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比如與政權關係比較密切、或負責國營企業的人。”王維正說，大部分的經濟果實流到少數人的手裡，也與中國崛起的民族主義有關。在經濟策略上，中國比較注重擴張和推展大型國有企業，好與世界上已站穩腳跟的大企業一爭高下。
“一些數據可證實，現在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懸殊，比毛時代差了很多，過去是均貧，現在雖然整體富有很多，但差距大。”王維正對《外參》說。
有人認為每個文化對貪腐的定義不同，一些花錢打通官員的作法，在西方被視為貪腐，但在一些較注重人治的社會，則視為人情，且官員拿了錢，更有動力做事，因此有人把賄賂形容為一種“潤滑劑”。
但王維正認為，這種潤滑劑只能是階段性的。“一個社會發展到某一個地步，這樣的現象應該慢慢消除，因為在人類社會進程上，在道德、文化上，這種現象應該是不被允許的，現代化社會，不應該再是人治社會。”
王維正對《外參》指出，中國大陸的平均人民所得，已經進入中度發達國家，如果平均人民所得能提高，賄賂的現象應該會慢慢減少。但目前因為改革到一半，因此任何權位的守門人，都可能成為被賄賂的對象，這也是中國貪腐猖獗的原因。
王維正說，改革到現階段，一半是社會主義、一半是資本主義，一半統治經濟、一半市場經濟，這樣的灰色地帶，是中共貪腐嚴重的最主要原因，要不讓掌權者輕易地把權位化作具體的利益都很難，所以貪腐在現在的情況下，是結構性問題，而因為有這樣的結構性因素，在可預見的將來，貪腐問題應會持續。
打擊貪腐前，先確定不會打到自己
媒體的尺度在習李體制下也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新氣象。央視開始報導打壓言論自由、耕地爭議等事件。中共政治局12月4日通過8項規定，要求厲行勤儉節約，包括政治局成員到基層調研要輕車簡從，減少陪同，並精簡會議活動與文件簡報，控制隨行人員與交通工具、減少交通管制等。現還傳2013年3月以後，中央將展開針對腐敗問題的“整風運動”。
但目前的打貪令人想起過去蔣經國光有雄心壯志，最後卻失敗收場的事件。世界新聞網的評論寫道，貪腐問題已成為根深蒂固的文化，習近平反腐如當年蔣經國打老虎經驗，可能贏得一時的掌聲，卻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1948年8月19日，蔣介石公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的貨幣改革方案，以金圓券取代法幣，並將蔣經國派往上海主導經濟改革，禁止商人囤積和哄抬物價。蔣經國相信“擒賊先擒王” 的道理，因此將等杜月笙、劉鴻生、榮爾仁、錢新之、李馥蓀、周作民等“老虎”級的人物都請進辦公室，邀求配合政策。初期“打老虎”收到良好效果，杜月笙之子杜維屏就被以“囤貨炒股”的罪名判了8個月徒刑。
蔣經國的鐵腕手段執行了一段時間後，雖然物價獲得穩定，但許多商家卻因為不想做虧本生意，仍舊設法囤積貨物，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經營的揚子公司便是其一。不過在蔣宋美齡的護衛下，蔣經國無法拿下孔令侃，信譽掃地，不到兩個月的“打老虎”也終告失敗。
拿不下有權勢、有關係的人物，也可能發生在中共目前的打貪上。“現在嚴格打擊貪腐，當然會有一些效果，這表示政權的決心，但如果貪腐已經蔓延到整個體系的話，最後是否能無線上綱地打擊下去？”王維正對《外參》說。
由於中國老百姓厭惡貪腐，貪腐也幾乎被認定是每個官員都有的污點，因此王維正指出，中國各階層的政治鬥爭，被鬥垮者通常都會被羅織上貪腐的罪名，這些人或許真有貪污，但是不是因為貪污而下台，就不一定。
“北京的陳希同、上海的陳良宇，他們的罪名都是貪腐。薄熙來有貪污腐敗嗎？一定有，但相信他不只是貪污腐敗。”只是即使目前中共展現出令人讚賞的打貪力度，但未來可能只限於比較基層的人員，或像薄熙來這樣樹大招風、權力鬥爭輸掉的人，才可能被揭發腐敗。
蔣經國的“打老虎”初期收到良好效果，但後來因拿不下有權勢、有關係的人物而信譽掃地。(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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