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特約記者方鸣
西藏的未來：自治還是獨立？
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直說，他們將堅持“中間道路”來解決西藏問題，只追求名副其實的西藏自治，而不是獨立。
2011年8月8日，達賴喇嘛將權力移交給洛桑森格。洛桑森格在就職典禮上的演說時表示，“我們將繼續追隨‘中間道路’的政策，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內實現西藏名副其實的自治。我的西藏同胞們，這是一個藏漢雙贏的提議。我們信奉西藏和平解決方案，也就是說，通過和平程序和和平對話。我們願意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與中國政府和談。”
2012年4月26日，達賴喇嘛在美國芝加哥參加諾貝爾獎得主世界峰會上表示，他非暴力的中間道路仍舊擁有90%藏人的支持，因此可以繼續下去。7月9日，達賴喇嘛在接受《印度教徒報》專訪時提醒追求西藏獨立的年輕藏人，他提出的尋求西藏在中國版圖內自治的“中間道路”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現實的途徑。
對於“中間道路”，早在1988年，達賴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上的講話，就提出不追求西藏獨立，只要求名副其實的自治。1993年以後，達賴喇嘛在他的一些講話中，把他的想法歸納為“中間道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雖然與中國儒家的“中庸之道”有不謀而合之處，但是實際上是取自佛法中的“中觀論”，就是揚棄極端的左右兩派而取中間道路。因此既不尋求西藏的獨立，也不承認現有的殖民地狀態，要找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聯繫的全西藏的完全自治”。大致上它有五個內容：
一，在不必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架構下，全西藏統一為一個享有真正自治的行政體。
二，制訂西藏基本法，建立一個民主制度的自治政府。
四，中國政府負起西藏的外交與國防責任，其他有關宗教文化、旅遊環保、自然資源、商業貿易等事務，均由西藏自治政府自行處理。
五，為了更好地保護和發展西藏獨特的文化與宗教傳統，防止大批中國人移民西藏。
可以看出這個內容裡有香港的影子。的確在中共收回香港而一再鼓吹“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時，達賴喇嘛也表示西藏所需要的，就是香港式的“高度自治”而不是獨立。其實，1951年中國與西藏簽訂的17條協定就有關於西藏制度不變、達賴地位不變、不強迫西藏改革、維護西藏宗教等條款，只是到了1959年以後，中共就不認帳了。所以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能否成功，第一要看北京現在能否接受，第二是接受了以後能否真正執行。
王力雄贊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
李江琳在接受《中國密報》採訪時則認為：“中間道路”可以說是達賴喇嘛這位大智者對中國政府的極大讓步，是一種考慮到多方面因素之後，提出的一個“雙贏”方案。不幸的是，中國政府對此一直沒有回應，並且一直對這一方案妖魔化。我不知道“中間道路”的前景如何。
王軍濤對《中國密報》說：“在漢藏的政治衝突的背景中，中間道路是有政治智慧和仁愛心的行動策略思路，為漢藏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創造了條件。但是，在西藏已經民主化而大陸還保持專制政體的情況下，中間道路就像香港直選一樣，不會被中共接受。”
然而，由於中共當局不接受“中間道路”，觀察人士認為將把更多藏人推往選擇“獨立”道路。
“人權觀察”駐達蘭薩拉研究員丹增洛賽表示：“如果中國政府真的想西藏成為他們的一部分，現在是面對西藏問題的時候，要不然中方會把西藏推的離他們更遠。這不是中共所說的是‘達賴集團’所為，而是中國政府執政者自己正在把西藏推的越來越遠。”
前中國人權主席劉青也表示，海外西藏人社區已經對達賴喇嘛多年來的溫和策略產生了分歧，新生代的海外藏人越來越不耐煩達賴這種沒有期限的爭取對話談判的努力，他們越來越渴望採用更加激進的方式，推翻中國在西藏的統治。因此，中國政府必須抓緊時機，盡快和達賴喇嘛恢復談判，以緩解西藏的緊張局勢。
趙紫陽前秘書鮑彤認為，流亡藏人特別會議的決定，顯示達賴喇嘛在藏人內具有強大的威信，中國應該把握時機，在達賴有生之年，解決西藏自治的問題，否則後果不堪。
但中共當局不這麼認為，把西藏問題歸結在達賴喇嘛身上，認為只要達賴喇嘛去世之後，流亡藏人群龍無首，就不會有西藏問題了。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共當局對待達賴喇嘛轉世問題上的態度看出。2010年2月22日，正在美國訪問的達賴喇嘛在洛杉磯表示，如果西藏人民同意，達賴的轉世制度可以結束。但中共表示，達賴喇嘛轉世問題不能由達賴喇嘛說了算。
西藏自治區主席白瑪赤林。
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向巴平措在當年的全國“兩會”期間說：“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必須獲得中央政府批准，否則將不會被視為合法的達賴繼承人。”後來，西藏自治區主席白瑪赤林還對記者說，“現在過多地討論達賴轉世的問題，我看沒有必要。反正達賴還在嘛，等他死了再說唄。”白瑪赤林的輕率口吻反映出中共當局自以為勝券在手的心態。對此，達賴喇嘛說，“中國好像對轉世問題比我還關心”。
因此，有西藏問題專家認為，中國政府採取“拖”的辦法，“拖死達賴”讓藏獨群龍無首，中國樂得看到西藏分離勢力向極端化發展，那樣，他們在國際上就失去了目前的正當性。陳破空認為，藏人普遍對達賴喇嘛身後存在憂慮。他認為中共也看到這這點，所以對西藏方面採取拖延談判的辦法，希望拖到達賴喇嘛圓寂後，在沒有達賴喇嘛的情況下解決西藏問題。
美國《時代週刊》記者到阿壩採訪時，曾同一個在道孚長大、半漢半藏的中共官員作過交談。這位官員說：“當達賴喇嘛死後，中國與藏人的所有問題都會消失。年輕的藏人接受了正確的教育，所以他們不會製造麻煩。”
然而，觀察人士認為中共當局“拖”字策略以及繼續對藏區的高壓政策，必然導致越來越多的藏人不再支持“中間道路”，轉向支持“獨立”。美國《時代週刊》記者也說，“但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事實恰恰相反。首先，正在犧牲自己生命的全都是年輕的藏人，儘管他們的教育全是支持中國的宣傳。第二，即使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的藏人大社區裡，也在激烈地辯論著他們精神領袖與北京的非暴力談判的中間道路究竟是好是壞。達賴喇嘛比許多藏人更溫和。而這些藏人認為北京不願提出任何有意義的讓步。在康區高地，隨著每一個僧人燃燒成火焰，情緒正變得更加激昂。”流亡達然薩拉的次旺頓珠對《時代週刊》記者說：“一旦達賴喇嘛圓寂，西藏將會爆炸。”
長期以來關注藏人自焚問題的西藏學者堅陽諾布對美國之音說，西藏日益緊張的局勢讓越來越多的藏人開始拋棄達賴喇嘛主張的中間道路，即不尋求獨立，在中國的框架之內尋求整個西藏地區實行真正的自治，更多的人轉而去擁護藏獨。
早在2002年，一個名叫”滄海一葉“的網友在《“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的死胡同》中表示，今天流亡藏人中年輕一代，他們大都生活在印度和世界各地，在當地受教育，他們中很少人云過西藏，更別提中國其他地方，他們沒有和中國人打過交道，而且情緒越來越激進，很極端，他們並不贊成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也不贊成達賴喇嘛的非暴力主張，他們仍堅持西藏獨立，仍認為暴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出路。由於達賴喇嘛的非暴力主張，才使他們忍了多年，可是十幾年的“中間道路”並沒有使中共作出一點讓步，使他們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失雲信心。正因如此，達賴喇嘛最近發出了西藏問題必需在二三年內有實質性進展，藏人才有堅持“中間道路”信念的呼籲。
在自焚藏人的遺言中，就有4人明確要求西藏獨立，另一人表示以自焚”守護西藏國“。另外還有數人在自焚時呼喊了西藏獨立的口號。實際上，2008年3.14拉薩事件之後，藏人中追求獨立的聲音明顯增強，致使在2008年11月17日召開的第一屆流亡藏人特別會議，在未放棄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的目標和行動原則的同時，將獨立列為未來的一個選項，“1.停止與中共的接觸，在一定的時間內如果沒有任何進展將會選擇西藏獨立或自決等立場。2.一致認為未來選擇中間道路、西藏獨立或自決等立場，仍要進行非暴力的鬥爭。”
盛雪對《中國密報》表示：“我個人認為，藏人追求獨立是基本權利，表達追求獨立的訴求是基本言論自由。我對於西藏將來是否獨立不是看的很重，因為人民福祉高於一切。國家政權、領土主權、疆域邊界都是隨著歷史演進在不斷更改的，歐洲的版圖演變了成百上千次。如果一個民主的中國，對於藏人來說有更大的福祉，那麼他們就會願意留在中國；而一個專制的中國，使得他們的所有權利都受到侵害，他們怎麼會願意留在中國。”
李江琳則向《中國密報》表示：“西藏獨立問題屬於‘民族自決權’的一部分。任何民族都有自決權，這一點中共自己曾經也是承認的。1935年6月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告康藏西番民眾書’中，就明確提出‘康藏的民族解放運動，就是要徹底的脫離英國和中國而獨立，實行民主自決，只有與英國和中國進行徹底的分裂，才能使康藏民族真正的獨立與解放。’（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288頁。）我支持藏民族的民族自決權，而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藏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應該由藏民族自己來決定。”
然而，無論”中間路線“還是”獨立“，王軍濤對《中國密報》表示，在中國繼續專制的政體的情況下，這個問題沒有解。只有建立了憲政民主政體，才會提供制度空間和機會解決問題。
因此，有人建議達賴喇嘛一起推動中國的民主轉型。早在2002年， “滄海一葉”表示，只有中國實現了民主，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才有出路，才有西藏問題的徹底解決。沒有中國的民主，即便“中間道路”短暫實現，也是極快的消失的。為了藏民族的幸福，為了中國的團結，為了藏民族和中國境內所有民族的和平安全，必需根本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只有民主的了中國，西藏才有民主政治，藏人才有美好生活，那裡，是自治還是獨立讓西藏人民自己選擇。
楊建利也曾在2009年向達賴喇嘛建議採取“新中間道路”，放棄與中共當局談判而達成有關西藏前途的協議的幻想，與漢族及其他民族一起形成一體化的民主運動，推動中國的憲政民主變革。（《中國密報》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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