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中美關係：利益各退一步，合作海闊天空

2013年3月28日星期四

中美關係：利益各退一步，合作海闊天空

　《明鏡月刊》編譯蕭憲聰

十八大結束，七人常委名單出爐，習李體制也成形，中國接下來由他們帶領。但恐怕沒有太多時間慶祝，一連串的問題前仆後繼而來，其中值得矚目的便是中美關係。一個作為主宰世界近百年的超級霸權，擁有至高無上的軍事武力，另一個是30年來經濟蓬勃發展，號稱“和平崛起”，從無到有躋身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兩國若是處得好，將是全人類的福祉，要是處得不好，小則區域爭端，大則引爆軍事衝突，雙方領導不得不謹慎面對。

　　互信基礎薄弱

　　目前中美關係的障礙在於無法信任對方。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一份超過3000人完成的問卷調查，僅有39％的中國人將中美定義為“合作關係”，與2010年的68％相比大幅下降。另一方面，評論家克萊夫·克魯克（Clive Crook）發表在彭博社（Bloomberg）的文章指出，沒有什麼比中美和平相處來得重要，但綜觀美國大選，奧巴馬和羅姆尼比賽著誰能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這樣爭取選票的手法顯得短視近利。

　　的確，從胡錦濤的工作報告來看，中共現在似乎已到存亡之刻。公民對貪腐的容忍度越來越低，他們也不再對環境污染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選擇走上街頭為公共健康發聲，儘管中國是個大國家，一年有超過18萬起的抗議事件仍不尋常；另外，加劇中的貧富差距、性別失調及漸緩的經濟成長，都是破壞社會安定的因素。克魯克警告，中國的社會問題不僅僅影響共產黨政權的穩定，更會對區域造成威脅。

　　原因在於，當國內危機浮現時，領導人慣用的手段便是訴諸民族主義，將焦點放在他國身上。中國過去有被侵略的慘痛歷史，戰敗、割地賠款和大屠殺等對現代中國人都不陌生，也不算太遙遠的記憶，這成了方便操縱的情緒。因此，無論日本或美國，都隨時可能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發洩的對象，導致外交關係陷入困境。

　　不可否認，中、美對彼此均有不滿。美國政治學家裴敏欣（Minxin Pei）為《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撰寫的評論指出，華盛頓和北京互相指責，使得情勢日益緊張。奧巴馬政府認為，中國在領土爭議上展現出堅決自信，以及解放軍越來越現代化，令他們不得不採取預防對策；中國領導人則對美國介入與越南、菲律賓和日本的爭端大感不悅，美國當局試圖將軍事重心移往西太平洋，“再平衡”亞洲勢力，也讓中國感到坐立難安。

　　中美雙方領導人不得不謹慎面對彼此關係。

　　再緊密的關係都會出現裂痕，何況現今雙方互信的基礎相對薄弱。裴敏欣認為，即使兩國領導人不會開誠布公地說，但中美關係正處於困局。除軍事外，中國操縱匯率及其他貿易問題也常登上頭條新聞，過去兩年，戰略上的利益衝突已經升溫，形成惡性循環，如果不再有積極作為，將可預見更激烈的損害。

　　以改革贏取美國信任

　　因此，裴敏欣建議習近平可以重新審視現階段對日的外交政策，適度作出調整。有鑑於中日關係近乎崩潰，習近平必須、也無從選擇從緩和中日緊張情緒開始，這將耗費他很大的精力，但中國沒有理由與日本敵對。所有外交關係都是環環相扣，考量到更長遠的利益，修補中日關係只是處理中美關係的第一步。

　　中國領導人能了解他們的社會問題，自然也會敏銳意識到維持中美關係穩定的重要性。中國的政治傳統傾向保守延續先人腳步，因此至少可以放心，不會見到中美徹底決裂，新領導人將繼續奉行務實的外交政策，並盡量避免與美國對抗，裴敏欣做出以上的分析。

　　具體措施可以怎麼做呢？首先，中國領導人應展現智慧，通過談判妥善處理與日本、菲律賓和越南的領土爭端。如果習近平能做到，不只證明他的領導能力，也顯示中國願意遵守國際法規，正視爭議，如此一來，裴敏欣認為，將消除中美在東亞戰略競爭中最危險的潛在動力。

　　中美由於政治體制的根本差異，因此互相猜忌，難以信任彼此的戰略手段，冷戰時代的美國和蘇聯就是最佳映證。然而，中國仍可以採取實質性的措施扭轉這看似不可避免的對抗性。裴敏欣說，兩國的軍事交流便是一個很好的方法，讓雙方能互相認識並建立共識，降低海上衝突的可能性，以防更大災禍產生。此外，針對網絡安全進行雙邊對話亦是必要且關鍵的。

　　最後一個中國可以贏得美國信任的途徑是進行國內改革。習近平不應將改革視為沉重負擔，相反地，改革將為中國帶來新的活力與前景。裴敏欣指出，中國在胡錦濤執政十年對改革的態度是走回頭路的，這是中美關係惡化更深層次的原因。習近平可以藉由一些象徵性的步驟來轉變現狀，例如讓監禁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保外就醫。

　　美國不該插手中國內部問題

　　裴敏欣所提出的三個辦法，均是“希望”或“要求”中國做些什麼，卻忘了雙邊關係的維繫不能只靠單方面努力，所以，克魯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提出他覺得美國應該做什麼來彌補關係的見解。

　　第一點，美國的確受了中國一點委屈，包含貨幣政策和知識產權的竊盜，但克魯克認為，美國領導人不應運用此類糾紛行使國內政治目的，這只會激化兩國裂痕。能從容解決經貿問題的場所在多邊論壇，像世界貿易組織（WTO）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在當中，中國必須同其他國家一樣遵守遊戲規則，且雙方能站在公平和公正的立場進行公開談判。

　　克魯克也承認，當中國的國家尊嚴被侵犯時（如釣魚島和南海問題），常有採取單方面魯莽行動的傾向，美國也不例外。他建議中美兩國應自我克制，畢竟雙方未來都有很長的路要走，退一步海闊天空。

　　其次，美國要容忍中國對異議人士的打壓。中國人權狀況確實很糟，當局也高度管控言論自由，可是若美國站在戰略的角度上，試圖教導中國自由的意義，那將徒勞無功且加深彼此嫌隙。因此，每當美國對西藏問題發表意見時，總會見到來自北京的反彈。中國複雜的國情非外國所能置喙，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方法，美國應避免介入導致不必要的誤會。

　　分析家普遍認為習近平與西方連結良好，多年前就曾造訪美國學習農業技術，跟美國官員間的互動比起僵硬的胡錦濤更加自在舒服，女兒也一度就讀哈佛大學。此外，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習仲勛同情民主訴求，強烈反對出兵鎮壓學生，並同情趙紫陽等人遭遇，有人指出父親的思想讓習近平看起來像個自由派。無論如何，這位中國新任領導人在處理棘手的改革問題之餘，也應撥空檢視影響世界至深的中美關係。(《明鏡月刊》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