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鄭復人
城鎮化是指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過程。 反映城鎮化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為城鎮化率，即一個地區常住於城鎮的人口占該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城鎮化是人口持續向城鎮集聚的過程，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當前，世界城鎮化水平已超過5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應該說，城鎮化是大勢所趨。
實際上，35年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可以說突飛猛進。數據顯示，1978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是17.9％，2012年達到52.6％。這意味著，在過去34年中，中國的城鎮化率提高34.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都要達到一個百分點以上。而據估算，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能帶來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規模的消費增長以及各種基建投資的需求，進而帶動整個經濟可持續發展。李克強等對城鎮化建設抱以厚望的想法並不難讓人理解。
在國務院批轉發改委《關於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下簡稱“意見”）中，城鎮化改革思路也已經浮出水面，至少涉及發展規劃、戶籍改革、土地制度、農村產權等四大方面：
其一，研究制定城鎮化發展規劃。以增強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功能為重點，開展中小城市綜合改革試點。優化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實施好經濟發達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有序推進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一體化，創新城鄉社會管理體制。
其二，根據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和轉移人口情況，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統籌推進相關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將基本公共服務逐步覆蓋到符合條件的常住人口。
其三，積極穩妥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投融資體制等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改革，調研並制定相關配套政策。完善地方債務風險控制措施，規範發展債券、股權、信託等投融資方式，健全鼓勵社會資本投資城鄉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項目的政策和相關機制。
其四，建立健全農村產權確權、登記、頒證制度。依法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開展國有林場改革試點。研究提出國有林區改革指導意見。探索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推進小型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
不難看出，城鎮化涉及土地、戶籍、公共服務等一系列制度調整。每一項工作都可以說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十年間，僅徵地制度改革方案就因涉及中央和地方關係，涉及財稅和金融體制而在重重阻力下迄今仍無實質性進展。
而農村地權這一更核心、更要命的問題在現實政治中更是近乎無解的“死穴”——以往的歷史證明，由於土地確權的缺失，在城鄉二元化土地制度框架下，城鎮化必然意味著政府通過徵收行為將農村集體土地變更為國有土地，再通過進入流通環節賺取巨大的土地受益，而農民卻幾乎被排除在土地收益之外（王進文，“中國城鎮化的核心問題是農村地權”）。
人民網2012年9月份的報導說，2011年陝西省賣地243億元，收益31億元，而被徵地農民僅獲得1.2億元收益。
雖然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有關負責人表示，按照“十二五”規劃有關要求制定城鎮化發展規劃，2013年內會出台，但不難發現城鎮化是一個複雜又繁瑣的系統工程，牽扯了方方面面諸多難題，城鎮化改革能走多遠確實是個大問號。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邰秋卿指出李克強城鎮化改革面臨三大挑戰：
1），國務院要推進城鎮化改革，首先將和地方勢力進行一番博弈。城鎮化所涉及的土地改革，戶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將觸動以地方政府為首的利益集團。
2），城鎮化改革需要國務院各部委合力推進。公安部要推動戶籍改革，建立實施居住證制度；人社部要保障農民工享受學前子女教育、住房保障、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平等市民待遇；財政部要完善財稅體制，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民政部要制定新的城鎮設鎮標準；住建部要落實保障房建設。這些改革措施如何相互協調，改革的政治資源如何分配、各部委利益如何協調，都將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3），由於黨實際領導著政府，在中國，沒有一個部長是總理可以直接決定的。如果各部領導都以部門利益為重，而總理對人事任免沒有決定權，改革也很難有實質性的突破。因此，國務院領導的城鎮化改革必須得到習近平、政治局和黨中央的支持和大力配合，否則可以說寸步難行。
這其中第三個挑戰最為重要，而偏偏不巧的是也是李克強最缺失的。更不幸的是，李克強作為總理的經濟大權正在被習近平擄走。
也曾經有過共同語言
說來習近平和李克強在城鎮化改革上是很有淵源，也應該有共同語言的。1994年，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李克強獲得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就已經對中國未來的城鎮化有所思考，他的主要論點之一就是改革戶籍制度。
該論文分析認為，由於城市現代化工業部門的就業增長率遠遠低於勞動力增長率，現代工業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因此，應該把注意力放在農村，就地實現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論文最後部分建議因勢利導使農村人口自然地向小城鎮集中，逐步發展成中小城市，並使進入農村工業部門的農村人口繼續向現存城市轉移。要促成這一狀況的發展，必須逐步打破城鄉分割的社會體制，使戶籍政策隨之鬆動。
從那時的思考到上任總理後的論述，正如不少媒體所指出的，20多年下來，李克強對城鎮化可謂心思已定，不太可能走回頭路。
恰巧的是，獲得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習近平總書記的博士論文也是研究農村問題，題目為《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雖然論文的學術性並不為多少學者所認可，但中規中矩的論文中也提到了戶籍制度改革，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等觀點。
獲得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習近平博士論文也是研究農村問題。
韓國《亞細亞經濟》5月17日題為“中國城鎮化的推進方向”的文章指出，不言而喻，城鎮化應該是當今中國領導人最為關注的首要政策和課題，城鎮化建設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之一。
但問題是，這裡面有個誰說了算的最為關鍵權力問題。
上述觀察家對《明鏡月刊》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半總統制的國家，按憲法，經濟管理的一把手應該是總理，但請看如下史實：
1），周恩來晚年，華國鋒任總理期間，也就是1973年到1976年，是鄧小平以副總理的身分管中國經濟。經過短暫的被打倒又復出後，在1977至1980年又以副總理的身分全面掌控經濟，直至1980年任命趙紫陽為總理；
2），李鵬1988年任總理，趙紫陽卸任總理，改當總書記。但是毫無疑問，經濟大權也從總理的手裡帶到了總書記的手裡；
3），1989年，江澤民任總書記。在1989至1991年間，中國好像沒人在管任何事。（一場“六四”）讓大家都懵了；
4），1991年初鄧小平發現朱鎔基。“皇甫平”橫空出世。自4月起，以副總理身分，中國經濟沙皇朱鎔基登台。至1998年，中國的經濟大權既不在總理手裡，也不在總書記手裡（鄧在，他說了算）。反正，李鵬在總理的位子上待了整整十年（朱衹有五年：1998-2002年），從來沒有管過經濟。
5），過去的15年中（1998-2012年），一直是總理（朱鎔基和溫家寶）管經濟。
綜上，過去的40年裡，中國的經濟23年由總理管，17年不是總理管。如果死究，也可以將趙紫陽的八年打點折扣，那麼，衹有一半的時間是總理管著。今後十年如何？（《明鏡月刊》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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