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知遠：中國掠奪之手 |
| 地方花費龐大而荒誕，顯示中國政府不再是經濟發展的引導者，而是赤裸裸的掠奪者。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在深圳，地方政府花一百六十萬元人民幣（約廿五萬美元）翻修尚未驗收的天橋；在長春，警察局採購單價近三萬元的筆記本電腦；而幾乎在所有的城市，人們會看到家門口的馬路再度被挖開，灰沙飛揚的工程不過是把舊磚挖出來、鋪上新磚。 年終將至，中國的各級政府發現，他們仍有三點五萬億的財政預算可支配。如何在一個月內花完這麼些錢，變成了一項想像力與荒誕的挑戰。這些例證只是可見的與被揭露出的，更多的荒誕人們很少知曉。 倘若中國崛起的速度令世人吃驚，那麼中國政府的崛起則更為戲劇性，它才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受益者。在過去一年的前三個季度，中國的GDP增長是百分之九點四，而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卻是百分之二十九點五。這樣的比例已維持了好幾年，而且不斷增加。政府經常發現，他們根本用不掉財政收入。所以，在二零零七年末，各級政府曾突擊花掉一點二萬億元，二零零八年末是一點五萬億元，二零零九年末為二萬億元。這組數字再好不過地說明了中國政府的特質，它不再是經濟發展的引導者，而是赤裸裸的掠奪者。而且，這掠奪不再以中央政權的面貌出現，它分散到各地方政府。 如果你到中國各地旅行，會在政府機關的建築上，更直觀地意識到這種掠奪特性。即使是貧困地區的縣級政府，都修建得富麗堂皇，它們都有著寬闊的廣場、體積巨大的官帽式的辦公樓。但在這些大樓的映襯下，你也發現，拆遷戶怎樣抱怨遭遇的不公、普通人如何為孩子的教育憂心忡忡、人們擔憂食品的安全、害怕生病，一種普遍的不安全感四處蔓延。那些臃腫的官僚機構給人的主要印象，不是他們能解決問題，而是帶來干擾。 一些人相信，全因《預算法》尚未出台，於是無法制約各級政府的支出。但這種內部制衡，從來發揮不了作用。在設立那麼多層級的反貪局之後，貪污卻越演越烈。同樣的，倘若沒有社會力量的監督，所有黨內的民主，不過一番空談與詞語遊戲。 目前的中國，讓人想起政治學家裴敏欣在五年前的判斷：中國已經掉入了「轉型的陷阱」。那些為「中國模式」、「北京共識」歡呼的人們，不是沒頭腦，就是沒心肝；而試圖把中國歸入日本、韓國等東亞模式的人，也會發現，過去幾年的中國政府，主要的角色是掠奪者，而不是增長的引導者。 它也更加明確地宣布了，對中國發展的幾種幻象的破滅。我們曾認為經濟進步會帶來某種程度的政治自由化，但事實上，經濟增長也可能帶來負面作用，統治精英可以分享更多的利益，更為拒絕進行政治改革。同時，它也有更多的物質資源，來收買可能的反抗者。 我們也曾相信，漸進的改革要優於休克療法。但如今，我越來越承認這漸進式的變革也問題叢生。政治改革越為滯後，越難以開始。與此同時，它付出的社會、環境代價日益顯著。 我還相信，一個高效的威權主義政權將更有利於經濟成長。但倘若缺乏足夠的法治觀念、市民空間、新聞自由、政治上的反對派，它只是一廂情願。發展型的政府很快墮落為掠奪性的政府。 在這種狀況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已是一種劣質的增長。作為一個普通中國人，你不僅沒分享到增長，而是有一種新的被剝奪感。而經濟增長，則進一步催生了腐敗。 十年前，當政治學家們設想中國未來時，一種可能的景象是，腐敗變得更嚴重，政府的掠奪既阻礙了經濟增長，也擠壓了中國的國際形象與實力，一種混亂與腐敗的權力主義體制建立起來，官員們只注重狹隘自我利益的實現。在這種情況下，低水平的民眾騷亂不斷出現，社會穩定全靠強大的警察系統維持。在國際舞台上，中國決無興趣扮演重要與建設性角色，而飾演著短視的、搖擺的、像是混日子的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正在沿這條糟糕的道路上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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