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远去，改革已死

三十年前，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祖国，在面临社会崩溃的时候，从领导到民众用脚作出了一个伟大的选择——改革开放，只是，这英明的决策没有后世形容的高瞻远瞩，也没有基于价值观上的反思，完全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不至于崩溃和解体，所以，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注定是一种追求实用性的变革，没有任何新的价值方向的取向，而当这场改革所带来社会底层及知识阶层对于改革越来越清晰的价值取向诉求时，执政者很快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很自然对这种理想主义情绪蔓延的人民说了“不”，于是这个社会再次拜倒在权力面前。

　　三十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社会各方面也不断进步，很多人开始探讨政治改革，恰恰这时候，一些当政者也顺从民意，打出了“政治改革”这面旗帜，于是很多人这个时候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终于开始推动政治改革，更多的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

　　真的吗?社会真的那么简单的如我们所想吗?我想恐怕未必吧，中国政治体制三十年不变，中国也未必出现什么大乱子，不信?那自信满满的“五不”就是最为明确有力的回答，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看似培养了一批改革受益者，改革拥护者，但实则这些新兴的阶层在权力面前脆弱的不止一提，博弈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想要在中国社会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就必然遵循权力主导下了经济发展模式，在权力面前都直不起腰来。

　　我们都忘记了，三十年前的这场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而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究竟以为着什么?很多人以为经济改革会推动政治改革，大错特错!中国政治改革最大的阻力实则是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强化了权力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力量。

　　今天的中国，早已告别强人治国时代，领导层权威一代比不上一代，毛给大家的印象太深刻了，他们不会再容许出现第二个毛，所以在后集权主义的中国，无疑已经步入了寡头政治时代，今天的政治斗争，早已不再是当年的你死我活，更多是多方面的脚力和暗战，失败不过是退出政治舞台，只要交出手中权力，必会安度晚年。而统治层面，虽然他们相互有争斗，但他们仍有共同的利益，所以，一旦触动他们的核心共同利益，“无论官职有多大，地位有多高”，这个集团都不会容忍。

　　所以今天的中国，不但这个社会万马齐喑，统治阶层同样无人敢越雷池一步，大家都会不去触及人所共知的那根红线，今天各地方大员，就如在表演自由体操，看得端是精彩，却绝不会越过那些边框，他要遵守规则才能赢得高分而不必被踢出比赛，而此时改革，就越发复杂和难以预料，因为强人治国只要强人有改革的意志，就可以自上而下推行，但如果成为寡头政治，情况就复杂多了，更何况这其中又多了一股势力极为强大的“红二代”，他们必会确保政权的稳定以维系自身合法的利益存在。

　　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衰落，其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中国古代皇权体制太过成功，这种当时领先于世界的专制体制虽然产生出辉煌的文明，但却让权力将社会完全锁死，将所有的变革都扼杀在摇篮之中，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体制缺乏弹性的自我调控能力，那么越是今天看似成功的体制反而会在将在成为社会前进的桎桍，今天越大的成功就意味着明天转型越大的阻力。

　　那么改革最终会走向何方?从种种迹象分析，某些“红二代”领导人是具有求变意识的，但是，他们所希望的变革是以他们主导来进行，并且要维持统治层不变动的前提下寻求政治改革的方向。但这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判断，这种改革注定是不会成功的。而“共青团”出身的领导人虽有变革意愿，奈何多方掣肘，阻力重重，甚至达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在权力的博弈中理想渐行渐远，最后都变成“稳定压倒一切”，部委利益尾大不掉，地方利益盘根错节，而面对这些利益团体，又无强力中央力量来主导变革。改革早已渐行渐远，名存实亡!

　　那么局势究竟会演变到何种局面?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想从领导层到民众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一个需要由军队来保卫的十八大的召开并不是提出改革纲领，而最重要完成是权力的再分配，一个连权力都未明确的会议是无法提出改革具体的目标和政策，你可以把朝鲜领导层当做金正日或者金正恩，但是在中国，这个领导层更多是体现在各团体意志博弈后的复杂生成体，所以，我们如果从个别领导的言论中看到很多希望，又在实际中改革中找不到出。

　　今天政府对于自我一些权力的约束，看似是向着改革的方向不断前行，但实则是迫于民众的压力断腕自保，其最终的目的是确保政权的稳定和巩固，“重庆模式”无疑做了最好的诠释，约束地方基层人员的权力，却加强了市领导的权力，让历史再一次重复开明专制，中国人再一次匍匐在权力脚下，心中感念权力的恩赐。却忘记了这种开明随时可以在一夜间彻底洗牌。

　　但是，权力可以改变社会，却无法左右社会，体制自身，不是固定不变的，体制的一种根本自我属性，就是自我强化能力，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可算作“发展的路径依赖”，当一个体制缺乏良好自我修复能力，它必然会慢慢滑向一个极端，现在大部分政府机构、地方国企、科研机构，其人员构成已经基本实现了“子承父业”的发展模式，各种利益团体逐渐封闭，这已经不是某一个中央领导所能够改变的，需要整个领导层作出真正意义上的切割和改革，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中国仍然会保持表面上的稳定。

　　今天，无论领导层还是民众，都已经没有了改革方向的共识，好像都在说改，又好像什么也没改，远去了理想，逝去了改革!

　　作者：Plamone，原载: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