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警惕“非人化”语言的敌意

　　把自己之外的生命存在当作同类来怜悯和爱

　　香港一些人日前集资刊登侮辱内地人的广告，把内地人暗喻为“蝗虫”，甚至还编了“蝗虫歌”。有文章批评唱“蝗虫歌”的，说是“与香港开放包容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其实，就算在不那么开放包容的地方，把人辱骂成“狗”和“王八蛋”也是极其恶劣的“非人化”行为，在道德和伦理上也是不能允许的。

　　非人化（dehumanization）是将一些人或一部分人类异化为非人的生物。与单纯将人比喻为动植物（如雄鹰、骏马、青松）不同，非人化的想象动机和心理往往是敌意和仇恨。非人化是许多战争的宣传动员和心理准备，它把“敌人”想象和描绘成“异类”，在人类等级上低于自己，或者干脆就把他们排除在人类之外。这些战争不仅发生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而且也发生在阶级或政党之间。

　　将别人非人化，如果形成一种习惯和思维方式，会对社会和人民造成极大的人性伤害，使他们变得残忍、暴戾、非理性、充满仇恨、丧失人性。人类学家蒙塔古（Ashley Montagu）、麦特森（Floyd Matson）把“非人化”比喻为“启示录第五骑士”。《圣经·启示录》描绘了末日审判，“启示录”这个词因此用来指代世界末日，按“启示录”的说法，分别有骑着白、红、黑、灰四匹马的骑士，将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带给接受最终审判的人类。届时天地万象失调，日月为之变色，随后便是世界的毁灭。“非人化”这个第五骑士带来的便是仇恨，它同样可能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和毁灭。


　　纳粹统治德国的时候，希特勒多次称犹太人是一种细菌疾病，称赞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细菌的发现者）和德国科学家罗伯·科霍（Robert Koch，肺病病菌的发现者），为德国人战胜犹太人提供了科学的根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发现犹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我们现在的斗争和上个世纪巴斯德和科霍所进行的斗争是一样的。犹太病毒曾造成了多少疾病！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恢复健康。”有一段时间，非人化语言也曾经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牛鬼蛇神、砸烂狗头、引蛇出洞、关牛棚以及割尾巴、翘尾巴、小爬虫、害人虫……这样的语言剥夺了“敌人”作为人的属性，使得仇恨和虐杀成为合理的事情。被虐者因此自觉矮人一等，施虐者也因此全无负疚之感。


　　与“非人化”相反的是对其他生物的“人化”，形成这种想象的动机和心理则往往是爱和怜悯。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的轻》共有7章，每一章都有它的主角人物，而最后一章的主角人物是一条叫“卡列宁”的狗。卡列宁的人化，使昆德拉得以表达一种人道主义和爱的“博大人性”。

　　爱是一种人类的美德，但只爱自己的同类（为此将他者非人化为异类）并不是真正的爱。有一天，特丽莎独自坐在那里，“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她不停地抚摸着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对自己的同类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人类把动物看得低人一等，因为动物是受人支配的。只有那些善待动物、不把它们排除在爱之外的人们，才能说是保存了完整的人性，“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在这一方面，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


　　当医生托马斯看着妻子特丽莎抱着狗儿卡列宁的时候，他的心里也充满了这种博大人性的爱，“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失败。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

　　我们把“自己”之外的生命存在当作异类来敌视和仇恨，还是当作同类来怜悯和爱，真正受到考验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人性。

作者:徐贲，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