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历史网编者注：经邱会作将军之子程光先生授权，我们将陆续刊登他的文集《往事回眸》中部分篇章。敬请读者关注。 ）
有一个人让我永远不能忘记，他是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这是出于公心，但也有点“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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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1978年说起。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因父亲邱会作受到株连，在广东的部队度过了几年不自由的生活，1978年夏天叫我转业离开军队。按国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 策，我可以回北京。但是上级通知，不准备那样安排我，并解释说，只是因为名额太少，但我可以回爱人的家。我爱人家在江苏无锡。
我想回北京，我的家人亲友多在那儿，是家乡，但我预感到期望是徒劳的。这些年来组织上对我的“安排”，事先都有周密的考虑，凡是有利的事，不会落到我的头上，而伤害我的事，都被说成是组织的“关怀”。这让我想起了这些年来我的经历：
1971 年10月初，我被抓起来，押到广州去办“学习班”，接受审问和批判。陪同外宾到访广州的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此事，说“要一视同仁，不要搞株连”，我才回到部 队并“恢复工作”，在外表上看起来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之外，多了两条：一是按月有情况报告由保卫部门上送，二是没有让我离开过部队，也不许外边的人来 找。
1974年全国“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广州军区掀起了抓“林彪死党”的风暴，军区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被揪，我也受到无辜的指责被关押了十个月。后来中央进行了纠偏，不允许打击面太宽，我才被释放了出来。
1975年我利用假期到河北农村看孤身一人被搞到乡下的才十六岁的妹妹，1978年到陕西大荔县看了正在那里监督劳动的近六十岁的老母亲，这些本是人之常情，可是反映到了部队，都受到严厉批评并警告“下不为例”。
我 想这次如果能回到江苏无锡，可以让我爱人与她的家人团圆。她受我的株连被部队处理复员，不许回原籍无锡，而是被“安排”到了苏北江都县，这次她可以按家属 的身份随我转回家。想到这些，我被迫答应了不回北京，唯一要求是，先回一次北京。因为我在部队除了军人日常生活的用品之外，作为家的用物，我一无所有。今 后我不再过军旅生活，要到地方安一个家，总得到家里拿一些个人用品吧，如被子、床单等都要布票，别人结婚都是家里凑起来的，而我没有。
部队批准了我的要求，因为其他转业干部也都批了假，有条件的可以与地方通融、安排的好一点，有的就是回去休息一下、作点搬家的准备。
1971 年“九一三”时我家被抄了封了，于是我向上面写了报告。久等之后得到批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的。我到自己家里拿几件衣服被子，居然要中央批准，感 到疑惑，后来才知道，汪东兴主管中央专案，办案人怕我从家里把什么东西拿出去，有碍于他们继续侦察破案，并不情愿。
2
我到了北京遇到了麻烦，全家的东西早就被总后专案组查封了。他们不肯给，说是虽然上面批了，但什么东西可以拿，什么不可以拿；是一次性全部给我，还是分批分期地给，他们要具体请示，这明明是刁难。
我把情况写信告诉了部队，久不见回复，打电话回去问，原来中越边境形势紧张，部队出发了。好不容易找到留守的一位副团长，答复我说，既然是中央批了，总后正在办理，你听他们的安排，安心等吧。
就在同时，他通知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事，我被安置到苏北的江都县农村一所中学里，这既违反了转业干部可以回爱人家落户的政策，也与我营级职别的安排不符。
我 未婚妻1974年从军医大学毕业，被当成“有问题的人”在结业典礼那天宣布清理离队，押送到南京交江苏省革委会处理。因为她除了与我有恋爱关系之外，并无 “现行”，就按复员战士处理，本应回原籍无锡，但她父母受到批判后已从无锡下放到苏北东台县农村劳动，于是把她先临时放到南京一个单位的医务室工作。当她 转正时，说了两条出路可选，一是断绝和我的恋爱关系，按大学毕业生转正为医生，留在南京。不然就到苏北农村基层，当工人编制的护士。他们说这是组织的爱 护，并不违反政策。我未婚妻拒绝了“好的出路”要和我结婚，结果被分到了扬州地区县里的农村公社卫生院。天下毕竟是好人多，地区的人事部门接到这个棘手的 事后，对我爱人非常同情，但又不能违反不许进城市的戒令，把她安排在离扬州仅十七公里远的江都县，而身份上，县人事局长以大学生当护士没有先例为由，安排 她到县医院当了医生。
我没有想到，因我株连到爱人，不许她回城，然后再以让我转业到爱人家为名，放逐我到农村。当初我想转业回北京不成，退了一步，他们却进了一步，根据“政策”绕过来绕过去，陌生的苏北农村终被他们曲解成了我必须去的爱人的“原籍”。
当初，在转业干部会议上、在文件报纸上都说能安排照顾的要尽量地好一点。那么多农村来的干部被分进了大城市，而我来自北京，却要分到农村，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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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北京等候多时，个人东西迟迟取不出来，转业又不能回爱人原籍城市，我原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新的生活会来临，却没有想到株连远没有结束，我很沮丧。就 在这时，我遇到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高我几届的同学安黎和叶小楠，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见到同学，非常高兴。安黎的父亲、原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刚从放逐地安 徽回来，暂住在前门饭店，她们请我在那聚聚。言谈之中，我才知道她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难，其间，安黎和同时受到株连的北京大学学生胡德平结了婚。
她们听到了我的遭遇，非常感慨。安黎建议我给德平的父亲胡耀邦写封信，要求落实政策。胡耀邦刚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任了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主任，没有想到事情居然这么巧。
第 二天傍晚，我到了北京东四的胡家住处。德平和安黎把我领到他们住的西厢房，德平是第一次见到我，但非常热情，问了我个人情况后看了我写的申诉信。我没有提 任其他问题，只希望能按规定转业回北京或是到爱人家。他一边听一边说，到现在了还有此种整人的事，要把信送过去请他父亲看，叫我跟他过去当面说说。我跟随 德平出了门口，我突然感到很自卑，我毕竟是一个被打倒的人的儿子，说我就不去了，回屋等吧。德平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他父亲和我父亲熟悉，不会有嫌弃的意 思，但我还是返回屋了。安黎对我抱怨，你完全可以当面和德平爸爸讲讲嘛。我不吭气，等了一会儿，德平回来了，说他父亲一听就表示不应当这样，信他会批。
果然，胡耀邦于1978年9月27日对我的信作了批示：“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既把本人同父母区别开来，也把不同表现的本人加以区别。邱承光如分配北京不适合，我意可以分配去无锡，请你们考虑。”[1]
4
我得知消息后立即想告诉我的爱人，而且我还没有见过刚出生满月的女儿，想到江苏去看看他们并等进一步的消息。再说家里的东西也给了一些，我不想把它们拿回部队再从那儿转运回家，不如先直接运到江苏。我爱人听说了很高兴，因为这么高的主管领导有批示，落实起来应当没有问题。
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我想的那么简单。
11月16日，江苏省向国务院送上了报告，汇报了安置我的过程，认为是可以的，称“程光同志的工作，是否需要调整到无锡，请指示。”对于胡耀邦这么明确的批示居然会“反问”，其实就是不想办。他们也把这一想法通报了广州军区。
12月2日，广州军区向总政、国务院汇报了和江苏的协商情况，称“据说江苏省经国务院军转办写了报告，对邱承光的工作单位就不再变动了，我们意见程光暂缓报到，待国务院军转办明确后再定。”（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程光，又名邱承光，邱会作之子，1946年生，江西兴国人。
1965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年到广州军区部队当兵锻炼、工作，任战士、班长、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团宣传股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审 查，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直接上书胡耀邦总书记，经他批示过问，撤消处分并被安置到江苏无锡的工厂。自学机械工程数年，从打杂工作成为技术 员、工程师、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所设计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国家部委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公开发表过数十篇科技论文、译文。
1988年受聘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中美大型合资企业总经理。
1998年辞掉公司高管职务，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协助父亲做回忆资料的整理工作，同时开展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已公开出版的相关著作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往事回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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