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場亟待排解的政治焦慮症
從政治層面上，中共領導層最近不動聲色地在做兩件事，一件叫做「全面貫徹學習兩會精神」，也就是層層傳達三月人大、政協的相關文件，以及胡錦濤在兩會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另一件事，則是封網查謠，即封停門戶網路微博評論功能，甚至關閉部分小型網站，清查所謂謠言來源和拘捕造謠者。
貫徹兩會精神，是為思想統一；封網查謠行動，是為行動一致。兩者來源是一個，即中共官場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瀰漫著強烈的政治焦慮。這種政治焦慮的泛起，令整個官場憂鬱不安、社會浮躁不定，別說看似在有效推進的宏觀調控、正要起步的諸項改革，可能受政治焦慮制約，出現拖慢或延滯，就是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發展，也要受到影響而變形。
焦慮症大致可以理解，是伴隨著一系列生理上的病症，出現心理和情緒上的焦躁難定、忐忑不安、恐懼憂鬱等等表現。何為政治焦慮症呢，大意是指對當前政治環境產生極大的疑慮，對政治行動顯得不是極焦躁就是極消極，對政治前景產生強烈憂慮。由之而產生思維的偏頗、行動的浮躁。如近期走訪中國不同地區、不同層級的官場，會發現這種政治焦慮之風，颳得相當廣泛。
中共官場的這種政治焦慮，明顯地經歷階段性的醞釀，又由重慶事變勾起爆發。首先其醞釀和形成，來自於近年社會的急劇轉型，以及轉型中經濟關係的變化，以及圍繞經濟利益出現的政治結構性變化。這些轉型和變化，令中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和群體，集團和群體之間，必然出現利益之爭，由之矛盾由潛伏、丕變而尖銳化。政治焦慮，由之而起。
在政治焦慮廣泛積壓之際，最近發生的重慶事變，將之激烈的勾起發作。身任政治局委員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禠權，「重慶模式」全面垮台，不僅是中共十八大前一場權爭，也是中共政治發展模式構建和道路選擇中的一次病變。權爭和病變，令中共最高領導層不能不提早攤牌，而這種攤牌當然只能局限在宮闈之間，不能拿來明示天下。加上中共領導層雖然手起刀落，前期的緊急處理較為明快，但後期的善後處理，顯得遲疑不決，密霧重重。令官場的焦慮症，集體爆發。
中共官場的政治焦慮，目前看上去有三大遺患。首先是政治的方向感失去，令整個官場高度焦慮。之前中國的發展，其實有多重模式，現在不僅「重慶模式」垮了，天津模式、廣東模式等等也各有危機，令各方無所適從。當然，更大的政治方向感，是由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及其團隊來展現，現在官場上最大的疑竇，就是現在應該跟誰，以後可以跟誰。
其次，多年來中共由上到下的官場維穩結構，為深度政治憂慮所打亂，可能出現權力失衡。近年來中共官場的權力鬥爭，已表現成權力平衡，除非特殊情況，從上到下都在這平衡中共享權力帶來的利益分配。現在權力失衡已經出現，官場憂慮其失衡由中央而地方延伸。
在政治方向感的迷失，以及政治權力失衡下，政治焦慮症有兩種可能的表現，不是激進亢奮，就是極度消極。現在看來，是已經出現普遍的消極表現，不是消極觀望，就是消極等待。
這些遺患，如在焦慮症擴展的情況下，就會變成遺害，且由官場的遺害變成社會的風波。比如經濟層面的消極被動，在現階段可能演成調控乏力，進而出現經濟波折，如通貨膨脹，摧動社會風波的浮現，社會矛盾的爆發。因此，中共最高領導層當前急務是後危機處理，不僅要傳統的統一思想、一致行動，還得以明快的新政治焦點來突破政治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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