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 決議》。30年後的2011年10月中旬，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北京一批知名學者，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 的，沒有任何宣傳，但是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的深刻批判，非常值得關注。
閻長貴：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評述是《決議》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關於“文革”的定義又是《決議》“文革”部分的核心觀念。《決議》關於“文革”的定義是這樣說的：
“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閻長貴曾擔任過江青的第一任秘書，在“文革”時被打成反革命坐了八年秦城冤獄。
這個定義雖然僅有42個字，但它的職責和使命重大，因為出自中共中央的正式決議，它又是回答對“文革”評價的根本性質問題，內涵深刻、內容豐富，是具有政治權威的結論，需要和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所 謂“文化大革命”“由領導者錯誤發動”：這是敘述歷史事實。它首次由《五一六通知》提出：“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本人對這 點也毫不隱諱，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語言說：“火是我自己燒起來的。”（1966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李宗仁說，見《毛澤東與國民黨愛國將 領》）他在1966年10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說：“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已經被選為接班人的林彪在這次會議上也說：“這個運動從頭到尾 是主席發動的，主席領導的。”
所謂“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內亂”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這是承認“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後果。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種危害後果，人們還經常使用“浩劫”或“十年浩劫”來表述。
以 上所說“文革”定義的兩層意思，或定義的兩個短語，在多數人中沒有什麼爭論；而“文革”定義的另一層意思，或“定義”的另一個短語，即所謂“被反革命集團 利用”，其爭論就多了。誰都知道，所謂“反革命集團”就是指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所謂“江青反革命集團”。所謂“文革”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 “利用”，就是說“文革”中的所有壞事都是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打著“文革”的旗號和名義做的，“文革”的災難都是他們造成的，他們是“文革”的罪人。當然， 親自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毛澤東也要擔負責任，那只不過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犯錯誤”而已。這就是“文革”定義的這層意思，或這個短語（“被反革命集 團利用”）的真正含義。
這個關於“文革”的定義，符合文革的歷史實際嗎？能夠說服人和站得住嗎？
已故文革史專家王年一先 生在2004年5月12日一封信中談到《決議》關於“文革”的定義時說：“胡喬木說‘（毛澤東）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講政治實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實。 汪東興在接受蘇采青采訪時說過：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從不上當受騙。”“說毛為林、江所利用，並無根據。‘文革’的‘偉大戰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無一 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確實做了壞事，但都是在毛的‘偉大戰略部署’下做的。‘文攻武衛’也是響應毛的號召。毛要武裝左派100萬，才有‘文 攻武衛’一說。至於抓個保姆，抓個廚師，只是小打小鬧，並不決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做了不少手腳，但是打倒劉是毛下的決心，不能歸罪 於江。”
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的吳法憲也說：“‘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的問題上， 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說我們幾個人（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是 包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內，對此都不是說了算的。”（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78頁）
顯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災難的責任都推給林彪、江青（或者說：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未完待續，《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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