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回归”本土，拷问中国良知

　　曾几何时，西藏问题如此频繁地在国际媒体曝光，聚焦的不再仅仅是达赖喇嘛，而是包括境内西藏民众在内的、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的藏人的抗议和诉求。曾几何时，西藏问题如此让中国政府束手无策，除了采用军队严控――这种最原始落后的整肃手段外，竟至无以应对。曾几何时，西藏关键词：达赖喇嘛、自由民主、宗教文化等等，象今天这样，在西藏本土被频繁地传诵着。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教育”，恰恰激发了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西藏人民热爱达赖喇嘛、热爱西藏宗教文化的炽热情感，并且以触目惊心、让人深为痛惜的自焚方式表达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

“西藏真正的主人”接力达赖喇嘛

　　这种实质性变化，是达赖喇嘛政教分离的直接后果。去年8月，达赖喇嘛正式宣布政教分离，新任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宣誓就职。这一制度性转型，标志着西藏这一古老民族的划时代进步。脱离政治权力的达赖喇嘛，不仅解除了西方媒体的“迷津”，让他们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而且彰显出西藏宗教文化的核心价值。尊者达赖喇嘛不再是实用主义政治家们借以炫耀的政治标签，也不再是在国际间行走的“独行僧”。在“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一称谓里，是第十四达赖喇嘛毕生所秉持的慈悲与尊重的理念，它融入和丰富了传统以西方价值标准为主的普世价值观。正是这样一种价值认同，凝聚了境内外西藏人的精神诉求，并且体现在国际媒体的语言系统里。第一次让世人清楚地看到，西藏问题并不是达赖喇嘛的问题，也不能归结为世俗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西藏问题是整个藏族群体的生存状态问题，是西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的传承问题，也是整个文明社会的文明指标问题。
　　同时，“超越”政治权力的达赖喇嘛，间接地“解除”了中国政府的政治“武装”，客观上揭下了中共一向所指斥的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假相，让西藏问题“返璞归真”，“回归”到它从来也没有离开过的本土。我们看到，“回归”本土的西藏问题，因其与“国际社会接轨” 的现代性，而融入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诉求。

　　前不久，上万名境内藏人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聆听尊者达赖喇嘛传授「时轮金刚大灌顶」法会。据悉，来自世界各地的逾20万信众参加了这一宗教盛会，其中包括近千名来自境内的汉人。这在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也是达赖喇嘛脱离政治权力后第一次以单纯宗教人士的身份，向境内外藏人和华人传授法会和演讲。尊者以佛教传承中“时轮金刚”所赋予的“创造和谐生活的一环”来启示信众，达到“净化身心，从而创造内在的和平”之目的。我们注意到，达赖喇嘛的语言不仅超越了宗教和国界，也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尊者指出，包括西藏问题在内的所有世界上人为所致的问题，都是佛法所称的“皆因无明之故”。期间，达赖喇嘛特别向来自境内的藏人开示演说，高度赞扬他们在中共严控的半个多世纪里，以顽强的勇气捍卫和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称他们“是西藏真正的主人。”
　　尘埃落定。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不只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而是境内在中共长期统治下不屈抗争、薪火相传的西藏人民和他们背井离乡的父老乡亲，以及境内外有知识、有理想、见过世面的西藏新生代。

“政治正确”下的“第三只手”

　　据网媒报道，二月下旬，西藏传统新年之际，中国官方一面举行各种茶话会，制造一种“和谐”气氛，一面通过传媒强调加强维稳，“防范达赖集团破坏，确保藏历新年安全”，警方并带走了藏人作家志巴加。这与不久前，中国异议人士被抓被判如出一辙。这一事件传递出两个信息：其一，中国政府对“维稳”（特别是藏区）加大了力度，显示出中国社会的“非稳”因素日益严重。其二，中国政府在政治严控和惩治异议人士时绝不手软，不再顾及国际社会的反应。
　　 这真是“无明”至极。是的，冷战结束后的20余年，整个世界都陷入自身的精神困境中，经济决定论，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原有的国际价值规范。但这并不是说，普世精神就被遗忘在某个角落了。西方具普世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人道、人性、自由、民主等基础之上的价值观。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口号，而是象空气一样，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们的日常行为及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例如在公共层面，人们完全可以轻视政治家的个人德性，却绝不会让价值精神失落在某个政府或某些政治家手里。
　　中国作为新崛起的经济大国，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WTO）10多年来经济转型的新发展，掌控所有国家资源的中国政府，以其“财大气粗”的经济“话语权”，试图消解传统具普世价值的“话语权”，用经济合同和金钱摆平一切，出“任意牌”对抗西方的“人权牌”。其结果是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民怨沸腾，道德价值底线分崩离析，政府只能耗资巨额以“维稳”，却没有解决危机，化解民怨的有效办法。当缅甸军政权开始向民主问路，并下意识地与中国拉开距离时，中国这个新型的经济大国，更加凸现出精神层面的贫乏与落后。
　　今年三月的“两会”期间，藏区又发生藏族平民自焚事件，其中一名是有着四个孩子的年轻母亲。中国政府的反应当然是更加地戒备森严，更加地施以严控。问题在于，僧人自焚，你可以封锁寺庙，百姓自焚，你总不能将所有藏区、甚至所有藏民住所都封锁起来吧？
　　在这种情势下，放弃共产政治的中国人，不能不关心西藏和西藏问题。当这一切都摆上台面的时候，我们不无尴尬地发现，在西藏同胞经历痛苦的数十年里，中国的天空缺少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声音。中国民间和政府一样，都缺少与西藏平等对话的平台。

无知与偏见“妖魔”达赖喇嘛

　　从海外华人与西藏流亡者接触的经验来看，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良知。对许多人来说，藏传佛教仍然是一个未知领域，深奥难解，而西藏问题本身既复杂又敏感，所以很难对西藏发生的事件作出及时和客观的反应。其次，一直以来，国内大部分人对于西藏的宗教文化、对于达赖喇嘛所秉持的精神理念所知甚少，基本认知局限在中国政府制造的舆论氛围和宣扬“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电影“农奴”的政治说教里，长此以往，难免出现一种由无知造成的偏见和偏见造成的隔膜。尽管大家对中共一党专制深恶痛绝，但一牵扯到西藏问题时，一些不明真相者（遗憾的是，由于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差异，“不明真相者”在注重实际的中国人中为数甚众）即使主观并不情愿，客观上也会不自觉地相信如官方宣传的那样，所有发生在藏地的诉求都是“骚乱”，都是海外“达赖喇嘛集团”或“藏独势力”煽动的云云。傲慢和缺乏常识，使得一些人对五体投地朝拜寺庙的藏人感到困惑，甚至认为这就是愚昧、落后。自去年三月西藏境内接连发生僧人自焚事件以来，在可见的大陆媒体，罕有反思与同情，多有附和中共宣传，辱骂甚至“妖魔”达赖喇嘛，从中可以感到文革延续下来的思维定势和语言暴力。尽管这种声音远非主流，但由于“主流”无声，因此，这“一面之词”至少在大陆便掩盖了大部分真相。
　　 笔者认为，导致这种 “大不敬”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大无知”――即“无明”造成的。在21世纪的今天，西藏人为了宗教自由和尊严，竟不得不采用“自焚”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憾，这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所谓文明世界的耻辱！假如有人为西藏人权向中共说不；假如有人公开为西藏呐喊；假如大学生走上街头，打出还西藏自由，要达赖喇嘛重返家园的横幅，如此等等，情势肯定会有不同。问题是这些情形在西方国家频频发生，但在最应该出现的地方，却出奇地沉寂，简直匪夷所思。

“戴着枷锁”祈祷，无异于精神蹂躏　　

　　中国政府经常用一些数字来说明中国对西藏无人可以取代的经济援助，许多国人对此也感到困惑，认为西藏人“不领情”。
　　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物资援助从来也没能真正地得到西藏的民心，而飘零的达赖喇嘛，却紧紧维系着西藏人的灵魂呢？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宗教民族来说，“吃饭哲学”从来不是放在第一位的。与泰国、缅甸等佛教国家一样，在宗教意识尤为浓厚的西藏人的观念中，出家为僧是受到尊重的，“家有和尚”在西藏家庭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家甚至有四、五个孩子相继出家为僧。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会虔敬佛事。这与当下重物质轻精神的中国社会大相径庭。
　　即使在世俗观念中，对精神价值的认知也是如此。就象文革期间西方人在中国的“遭遇”一样。当时国人眼中的外国人，是比中国当权者更“尊贵”的“特权阶层”。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着中国人连想也不敢想的特殊待遇。但是这些外国人也并不“领情”，因为他们的行动被限制在几个专为外国人服务的有限区域，如“友谊商店”，外国人居住区，“涉外酒店”和“涉外餐馆”等。他们不可以接触中国人，不可以与中国人交朋友，生活局限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虽然物资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他们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却被限制或被剥夺了。
　　而今，一些新富起来的中国权贵，多了一种“包养意识”，动辄拿钱来说事，对内不惜工本，一意孤行地坚持“红色意志”。对外则用金钱合同扮演大国角色，贬低和扭曲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形象。为什么“大把花钱”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深思。
　　陷入民族问题困境的中国政府，应该深刻反省民族政策。说到底，西藏毕竟不同于中国，西藏有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有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中国政府一方面丰富西藏人的物质，一方面却用严苛的行政条规来限制他们的信仰自由，让他们“戴着枷锁”祈祷，这对于重精神的西藏民族来说，难道不是精神蹂躏吗？更何况，西藏人从来也不甘愿“被养”。为此，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抗。因为在西藏人的精神理念中，“被养”与“被奴役”是同义词。

亟待建立汉藏对话平台

　　达赖喇嘛常说，“改善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首要之务是建立互信。” 现实提醒我们，解决西藏问题，不能仅仅指望国际社会，也不能仅仅局限在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层面。汉藏民族的沟通和了解，中国民众的普遍觉醒和同情，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才是汉藏共同走向民主之路的真正推动力。
　　 以海外汉藏对话为例， 1997年10月，流亡藏人在伦敦举行首次题为“汉藏对话，寻找共同点”研讨会，与会汉人多为八九流亡者和几位关心和研究西藏问题的海外学人。那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西藏人，远离家园的悲情应该是汉藏聚会得以实现的基本原因。那次对话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有三：其一、汉藏之间积怨太深，需要沟通和了解；其二、西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专制下中国人的共同问题，不同点在于一个是信仰宗教的藏民族，一个是被所谓“红色信仰”窒息下的汉民族。其三、汉人身上明显存在那种潜在的居高临下的大汉族主义立场。

　　 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除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积淀外，当年的八九流亡者中，大多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前共产党人”，或是“体制内”民主派，或是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思想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会不自觉地受其自身的局限。
　　欣慰的是，对话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正是汉藏流亡者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使对话双方建立了联系和友谊，西藏问题也成为许多大陆流亡者和海外学人所关注的问题。发展到今天，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和学人学者，以捍卫西藏的宗教文化为己任，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西藏人的诉求，产生了较大影响。年前并有国内学人试图冲破禁戒，通过互联网直接与达赖喇嘛对话，向尊者提问题等等。这似乎可以表明，汉藏隔膜可以消除，人为的鸿沟将不复存在。
　　 这是否也表明，大陆流亡者能与西藏流亡者对话，中国政府也有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可能性？坦白地说，当今中国的政府官员，并不比流亡之初的海外民运人士更保守。关键在于是否有对话的诚意和自信，是否具备与“现代化”的达赖喇嘛对话的能力。

藏人受难，匹夫有责

　　如果说八九六四造就了海外汉藏对话的契机，那么现在可以说，“解除”政治“武装”的达赖喇嘛，不仅提供了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契机，也提供了境内汉藏对话与沟通的机遇。
　　事实启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国内促成包括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内的汉藏对话平台，让中国民众了解西藏。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假如我们是西藏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古人言：“己所不欲，无施于人”。谁都没有理由将我们曾经刻骨铭心的被殖民、被压迫的痛苦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相信有着不屈反抗历史的“中国人的脊梁”，应该能够以邻邦印度为榜样，抵御来自强权的欺凌，支撑起西藏人民追求自由、保护自身宗教文化的重任。

　　当人们了解西藏，当西藏维权与中国民间维权一样形成一体，成为群体的民众的声音时，西藏问题将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西藏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
　　同理，中国政府可以用“第三只手”操纵国际社会，可以不理会西藏人的感受，甚或可以采用某些背弃知识分子良知的“智囊”之“计”，对达赖喇嘛“束之高阁”，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但却不能不顾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不能不考虑正在崛起的“80后”、“90后”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对西藏问题的追究。
　　中国政府如果明智的话，应该清楚， “屏蔽”西藏问题，将西藏问题指为“藏独”、从而“妖魔化”达赖喇嘛的一惯做法，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而且，稍具常识，就会看到，达赖喇嘛不是潜威胁，拒绝达赖喇嘛，不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才是中国最大的忧患。也就是说，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不仅能顺从民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且可以借助达赖喇嘛的“知性”力量――即民主意识和慈悲与尊重的普世价值观，重建大陆早已崩溃的价值体系，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反之，假如达赖喇嘛有生之年不能返回西藏，那将是西藏民族永远的“痛”，是中国政府永世无法解脱的罪责，后果将不堪设想。
　　无论如何，“公开化”、“本土化”的西藏问题，其年轮和沧桑所见证的真相和痛苦，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对灵魂和良知的敲打和拷问。
　　 抓住契机，通过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是时候了。

　　安琪，2012年3月于巴黎， 香港《前哨》月刊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