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六四问题的重要性

不久以前，《议报》（即《公民议报》）、《北京之春》、《纵览中国》网站联合发起了“如何解决六四问题”的有奖征文活动，征文活动将持续到8月15日，9月1日公布获奖名单，目前这一征文活动仍在进行中，希望各界朋友不吝赐稿。

和以往的“六四”纪念有所不同，这次的征文活动主要关注点不是“六四”史料的发掘和“六四”的悲剧性意义，而是试图探寻“六四”问题的解决办法。23年来，“六四”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话题，也是被长期禁止公开讨论的话题，但是严密的封锁并不能限制有关民间信息的流通，尽管中国社会缺少对于“六四”问题广泛而系统的讨论，但在中国人的私下谈话中，许许多多与改革有关的话题，最终都无法绕开“六四”这一个结。

23年来，各界对“六四”问题有很多分析和反思，观点分歧也大量存在，但很少有人否认“六四”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巨大悲剧，除了上千北京市民和学生喋血街头的牺牲之外，更重要的是六四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拐点，它打断了原有的改革进程，而使中国走向了政治高压、权贵经济发展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六四之后，邓小平没有允许中国走向全面保守的道路，而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有限度地推行了一些开放政策，使中国民间局部领域的自由度有所扩大，这一变化增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空间，也使中共为自己赢得了一定政治伸缩空间。

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邓小平粗放改革的时代，众多所谓“改革深水区”的困境，其实是被屏蔽的六四问题的显现，比如民主化、反腐败、法治、自由等问题，都是在八九民运时期被突出强调却又因六四镇压而被压制下去的社会性话题，这些话题的被压制，导致23年来的跛足改革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需要，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脱节越来越严重了。如果想全面看清中国政治问题的弊端所在，以六四作为起点进行考察，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也是殊为关键的角度。

六四问题终究要得到解决，一种可能是在中国的民主化大体实现之后，六四问题以安慰性的历史性议题被重新定义，另一种可能是与中国的政治改革同步推进，对六四问题的任何重新评价，甚至是一些看似微小的变化，都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动员的阶段性信号，毕竟，23年时间里，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士对六四与实质性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实在是看得再清楚不过。

我希望六四问题尽快摆到中国政治的议事日程，还因为很多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年事已高，如果不能尽快给她们以迟来的安慰，不仅是人道精神的缺失，也不利于社会和解气氛的形成，而这种和解与共存，是必将迎来变化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的。
 
六四中藏有解读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特殊密码，也是通向政治文明的特殊的钥匙，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如果能从六四入手，看似存有引爆社会分歧的危险，却也蕴藏着恢复国人理想及责任感的可能。今天的中国，无论制度、经济、文化、道德领域，都因长期权贵经济和政治高压的畸形影响，而出现积重难返的局面，要恢复社会成员的正常感知、判断和行动能力，大胆地回到六四、面对六四，解决六四问题，可能是成本最小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最佳起点。

作者：杨建利，作者博客